“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

李陵事件对于司马迁来说，谈不上成全，而是莫大的伤害——此事极大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和精神。

李陵事件回顾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西汉名将，擅长骑射。李陵是名将之后，一心想像祖父那样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他自视自己和手下武功高强，向汉武帝请求允许其率五千步兵“直捣匈奴王庭”，并对汉武帝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将士，都是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力可缚虎，射必中的。”可惜李陵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匈奴的实力，以为凭借自己的勇猛就可以灭了匈奴，结果他所率领的五千部卒与八万匈奴兵战于浚稽山，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败了也便罢了，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李陵当初既然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拍了胸脯说要力战匈奴，而且跟从的士兵大都已战死沙场埋骨于荒漠之中，那么作为头领的李陵就应该保全气节，血战至最后一息，而不应该垂剑投降，这样做即对不起他手下那些壮烈牺牲的勇士，也让他的家族和汉庭蒙羞。

李陵事件另一个主要责任人是汉武帝，汉武帝晚年刚愎自用、暴戾多疑，他指派的两个西征匈奴的主要将领皆不当：首先指派根本不会打仗的李广利为帅就是个大错误，他因为宠爱李夫人而爱屋及乌，想让自己的“大舅子”李广利立功封赏；其次汉武帝不应听信李陵一番慷慨陈词，然后就答应给他五千步兵命他去“灭匈奴”，李陵固然武艺高强且深得部下士兵爱戴，但是再厉害凭五千步兵就能灭了匈奴那也是“狂夫妄言”。

西征匈奴的失败让汉武帝很没面子，很气恼，但是气归气，他总不好拿“大舅子”李广利开刀吧，那样就等于承认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当，而且宠姬李夫人也不会答应，这时候汉武帝需要一个替罪羊，这只“羊”就是李陵，因为李陵投降了匈奴，因此汉武帝就把西征匈奴失利的责任一股脑“甩锅”给李陵，把他的家人和三族给杀了。

李陵的投降让汉武帝勃然大怒，众大臣们为了自保也“一边倒”地齐声附和汉武帝、声讨李陵，偏偏司马迁“不合时宜”地站出来为李陵说好话，替李陵辩解开脱，说李陵孤军深入，以区区五千步卒战八万匈奴兵，杀敌万余，投降也未必是真降。

“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汉武帝此时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司马迁的劝谏，反而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辩白而把他下狱论罪，并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受宫刑后，变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这严重损伤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士子、一个读书人的自尊与自信，带给他巨大的精神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此，司马迁是个另类，至死背负着沉重的屈辱，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他自觉不会被任何阶层接受，人们嘲笑鄙视他，便再有才情也枉然。

从此，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士大夫、一个才子的司马迁“死”了。心灰意冷的司马迁从此只是“太史公”，终日埋在故纸堆里，终于完成了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光辉著作《史记》，他以写书来麻痹自己，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有人说是李陵事件成就了司马迁，所以才有了《史记》，照照不这样认为，司马迁本是史官，即使不受刑罚，写史书也仍然是他的本职工作，只不过通过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对社会与政治、人生有了重新的认识，并把这种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贯穿在《史记》当中。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