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到罗赛塔石碑就必须讲到一个划时代的破译家商博良了，商博良的出身，家里不富裕。但是有一个喜欢读书的大哥——商杰奎。他主要是靠大哥支持。小商博良所受的教育相当不正规。

法国革命闹起来之后，原本掌管教育的天主教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许多教士们则成为专政对象，孩童们无学可上。好在商杰奎是内行人，社会上也有些无事可做，靠私下给人教课为生的前神父或是修道士。小商博良孩时接受的是家庭教学，请老师来家中教读书写字，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商杰奎也亲自教过弟弟，发现这孩子的缺点是性格上时晴时雨，高兴起来学得很快，来脾气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学。但是商博良在语言方面天赋极高，拉丁语、希腊语学来都很容易，也因此商杰奎愿意花精力与金钱，请人教弟弟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后面这三种语言，都是属于闪米特语族，其实相当接近）。

拿破仑执政后，开始“拨乱反正”，亲自主持教育制度的重建，在全法国兴办45所高中（Lycees），由政府出资。军人出身的拿破仑，办教育也是军人的风格，各学校的学生要穿一样的军人制服，上统一规定的课程。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之外，学生还要学数理化、技术制图及地理。哲学课与历史课都因为容易引起争议，被排除在课程之外（这样的课程安排，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在美国要到二十世纪初才有要学数理化一说）。 所有的学生都要求住宿，接受严格的军事管理。商博良不满十四岁考入当地的高中，度过两年多极为不愉快的学校生活。希腊与拉丁文课程对他太容易，数理化课程他不喜欢，喜欢的希伯来与阿拉伯文，学校里又不准他自学。排队练操要浪费许多时间，学校里还时常要搞一些活动，表达对新皇帝拿破仑的热爱与忠诚，让他觉得恶心。同学中的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商博良却是靠大哥的微薄收入供养，穷得连买衣服、书本都成问题。若不是体会大哥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他真想从学校里逃走。尽管有许多不愉快，商博良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其后前往巴黎求学。经济上他还是得靠大哥的资助，过着贫困的日子。学业上，巴黎倒是提供了一个学习东方语言的好环境，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也有拿破仑从欧洲各地抢来的图书资料，还有从埃及来的教士，教他埃及基督徒在教会仪式中所使用的科普特语。在巴黎只学了两年之后，商博良就回到他哥哥所在的格勒诺布尔。

拿破仑又开始新一轮教育重建，这一回是创办一批新大学，格勒诺布尔也有一所。商杰奎在新大学里是希腊语教授，年龄还不满十九岁的商博良则被聘为古代历史的助理教授。照欧洲传统，当教授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在当时相当于“教师资格证书”，而不是现代的“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经历证明”。革命、战争闹了二十年，许多贵族、教士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要一下子给新学校找一批博士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破仑是有魄力的人，想做事的时候不会被这种小问题所难倒。新办的大学先不拘一格，把想要的教授雇好，而后他再下一道法令，所有的教授们就都有“博士”学位了。商杰奎与商博良俩兄弟一起，赶在1810年新大学开学上课之前，获得了学位。当时的商博良刚满十九岁（看到一些网站上说，商博良十九岁就得到博士学位，很了不起。这个学位其实是带水份的）。 从此，商博良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在学校里教书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教课过后还要帮忙管理当地的图书馆，剩下的业余时间则是研究古埃及地理，并开始着手编写一本科普特语辞典。科普特语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埃及人使用的本土语言。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它应该与古埃及语言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商博良在巴黎学习时，深感缺少一本好的科普特辞典，下决心要填补这一空白，也是为着破译古埃及文字做准备。在破译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尝试，却是进展不大。

与杨恩相比，商博良在研究上更为专一，精力都集中在古埃及之上。在经济上，商博良是吃公粮的教授，学校的工资按照年龄计算。商博良太年轻，只能拿到一般教授工资的四分之一，生活相当拮据，跟过着绅士生活的杨恩无法相比。吃公粮的读书人在学校里扎成一堆，免不了有许多是非（这一点，是普世的。东方西方都一样）。不到20岁的商博良在学校里当教授，早两年的高中同学变成了他的学生，不服气者大有人在。赞赏他的人会说这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讨厌他的人会说这恐怕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学术水平与才华，评价起来主观因素不少，有的人觉得他有才，有的人觉得他狂妄。古埃及研究正热门，很多人都以破解罗塞塔石碑为自己的梦想。这突然冒出个小年轻，口出狂言说他要来破解，总是有人看着不舒服。就算看得到他的语言才能的人，也不免觉得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在巴黎读书时，就已经有几位教授看着他不顺眼。再加上商博良心直口快，言语不自觉之中已经把人给得罪了，骂起人来更是言辞犀利。而且他也是文人，也会时常看不上别人的工作，出口伤人。 给他闹出最大麻烦的，却是当时多变的时局。商博良本人对政治并不热衷，对学校里搞的那些向拿破仑歌功颂德的活动很是反感。拿破仑带着法国革命军，与欧洲列强为敌，终于在1814年被盟军打跨，被迫退位、流放。随后，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在外多年的王公贵族重新统治法国，带回来流亡期间积下的一肚子怨气，在各地采取高压政策（复辟者的小肚鸡肠，也是在所难免）。看在商博良眼里，他们远不如拿破仑。不热衷政治的商博良开始卷入政治的旋涡。文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染上政治色彩之后，也变得更为针锋相对。

1815年，流放中的拿破仑偷跑出来，很快就在各地又拉起一支军队，占领了巴黎。商杰奎、商博良兄弟，都投入到拿破仑阵营之中。没想到，只过了短短一百天，拿破仑就遭遇了滑铁卢，自此永世不得翻身。波旁王朝再次复辟，当地的大学停办，商杰奎与商博良都丢了教职，成了清算对象，被赶回老家“下放”。多亏当大哥的商杰奎长袖善舞，风头平息一些之后，只身赴巴黎找到新的工作。商博良拖了更长一段时间，到1821年也去巴黎投靠哥哥。

几年折腾下来，历经贫困、病痛、劳累与担惊受怕，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花在古埃及的研究之上。来到巴黎之后，他才又开始全力以赴，研究埃及文字。 在破译上，商博良曾经尝试过各种理论，也相信过圣书体是象形字，还曾经学过中文。对埃及的各方面都感兴趣的他，手头上的资料不只是罗塞塔碑文，还有别人带回来的其它碑文与莎草纸，从中找到不少希腊与罗马姓名。这些外来语的名字最容易辨认，而且也相当明显是用字母标音，但是却不能说明圣书体就是字母文字。

进一步的证据应该在埃及文字部分寻找，可是埃及文部分不比那几个只有发音，没有意义的希腊、罗马姓名，根本就无法知道具体的意思，无从读起。商博良对希腊、罗马姓名做了许多研究，也在圣书体与世俗体的仔细对比之中找到不少关联，感觉是离答案近了，却又总是功亏一篑。这其中还有一个难处，罗塞塔石碑上的文字不长，又有多处损坏，提供的名字数量有限。远征军的专家们在埃及倒是画了许多图，但是他们读不懂圣书体的意思，依葫芦画瓢，记下的字符有许多错误。以这样的资料条件，破译起来难度不小。

研究了一年多之后，1822年9月14日上午，商博良收到一位朋友Jean-Nicolas Huyot给他寄来的邮件。Huyot是一位法国建筑师，正在埃及探险，他的记录是大家公认最为准确可靠的（他也是那种，图形辨别、记忆力比较好的人）。商博良仔细查看寄来的记录，被上面一个椭圆形柜架所吸引，这显然是一位法老（国王）的名字，最后两个字符在别处出现过，商博良可以认出是“s-s”。前面两个符号他却不认识。第一个符号，一个圆中间带一个点，应该是大阳（像我们的“日”），在科普特语中读着“Ra”。第二个符号，在罗塞塔石碑上见过，相应的希腊词是“生日”，如果用科普特语读的话，“生孩子”或是“出生”应该读着“mes”，全部串在一起就成了“Rameses”。这不就是《圣经》中记载过的那位著名埃及长老“Rameses”（中文通常译为“拉美西斯”。在中文《圣经》中却译为“兰塞”，参见创世纪47：11的例子）？，意思应该是“太阳（神）出生了”！

这一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不只是多认识了两个字母，也不只是显示埃及本土的名字也是用字母拼写而成，最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科普特语与圣书体文字的具体联系。科普特语的读音与词义都与圣书体文字相近，剩下的破译工作则是以科普特文为蓝本，做耐心的对比，逐一指认与验证各个符号，各种词的写法。如果没有科普特语这一层联系，单靠几个希腊、罗马姓名，不知道埃及文字的读音与含义，那还不得破到猴年马月都还不一定译得出来（中东也有至今无法译出来的古文字，比如说赫悌的文字。因为没有那个现在已知的语言，可以跟它对上。所以译起来，就抓瞎了）。历史之中，总是有各种令人感叹不已的巧合。

当年古埃及文字之所以会被遗忘，基督教会要负上不小的责任。是教会将圣书体当作邪恶的符号加以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用希腊字母标定的科普特文。用希腊字母标定发音，倒是标得更准，因为其中有元音，不像古埃及文字那样经常将元音省略。阿拉伯人入侵之后，埃及人忘记了自己的本土语言，改用阿拉伯语，改信伊斯兰教。只有少数信徒的基督教会，坚持使用科普特语做礼拜，硬是将科普特语当活化石给保存了下来。到一千多年之后，又是基督教会的科普特语为寻回古埃及文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钥匙。

包括商博良在内的许多人很早就意识到科普特语与古埃及文字之间应有某种联系，商博良自己还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来编写科普特语辞典。只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一联系是如此的具体。而这一发现最后由商博良来完成，还真可以称得上是苍天不负有心人！

科普特教会现在还在。前不久，埃及人造反推翻穆巴拉克的时候，伊斯兰教徒攻击了科普特教会，也就是埃及的基督徒。

那天上午，商博良拼完Rameses，又试了几个别的名字，反复验证自己的破译方法。之后，他拿着一叠写满了埃及文字的草纸狂奔起来，从住所跑到他哥哥的办公室，一头冲进去，对坐在桌前吃惊的商杰奎只喊了一句“我找到了！”，就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这一场面为他从孩时立志开始，所经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与艰苦努力，划下一个戏剧化的句点。科普特文字产生于希腊统治时期，离古埃及文明的开始，圣书体最初的发明，晚了近三千年，其中的发音已经有了一些差异，需要慢慢厘清。圣书体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多，标音符号有重复，还有不少不发音的限定符号。

举成名之后的商博良，还是要应付许多文人之中的是非。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杨恩对商博良的不满。杨恩觉得圣书体是字母文字应该算是他的发现，商博良只是在这一基础上做出了改进。许多与商博良关系不好的法国学者也支持杨恩的说法，批评他没有给杨恩应有的肯定，甚至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将杨恩的文章列出。商博良强烈回应，杨恩只找到几个字母，在商博良看来根本就没什么用处。商博良还声称，自己没有读过杨恩的文章，也就不需要将他的文章列出。这一争论后来要上升到“法国”与“英国”之争，英国公众觉得杨恩功不可没，法国公众觉得商博良才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受商博良发现的刺激，杨恩又开始对埃及文字的研究，后来也为世俗体的破译做了许多贡献。

虽然生计从此不成问题，商博良仍然还要为钱费心。在卢浮宫筹备埃及展厅，为组织去埃及实地考察，都需要大笔经费。筹钱的门路不外乎是找国王身边的贵族当靠山，在适当的时候递材料给国王过目，以获得他的赞许。能否成事，要看宫廷内部政治角力的结果（所以，教书的人，现在每年写个申请，拿基金，已经算是日子好过的了）。

1828年，商博文终于筹得经费，亲自带队前往埃及考察，亲眼目睹古埃及遗迹。这一回，与拿破仑的专家们不同，商博良可以读懂遗迹上边刻下的圣书体文字。他对圣书体的破译，终于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在数千年之后重见天日。考察回来之后没过几年，商博良因为中风突发而去世，享年只有41岁（1832年）。他原本就体质虚弱，加上长年的贫困，劳累，造成了他的英年早逝。他遗留下来的手稿，后来还是由他大哥商杰奎主持整理，逐一发表出版，成为现代埃及研究的奠基石。

附：和商博良是一母同胞的商杰奎却活到八十岁，经历了法国从大革命到巴黎公社的每一次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