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烟花更寂寞——张爱玲

民国名媛中有很多作家，但在女作家中，最有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张爱玲了。张爱玲在抗战期间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所有作品都围绕一个主题——爱情。

遗憾的是，张爱玲自己的爱情并不完美，甚至可以称得上失败，她的一生也充满了悲情色彩，甚至孤独终老，无人问津。

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民国最具争议的民国旧上海小女人，去看看她如烟花般的人生。

张家有女初长成

张爱玲原名张煐，于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今上海市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的一幢仿西式豪宅中。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有名但不光彩的文人将领，曾因在马尾海战中临阵脱逃而被清政府革职充军。不过张佩纶口才了得，连李鸿章也被其忽悠得将长女李菊藕嫁给了他。婚后夫妻二人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虽说出身也算名门，但这张志沂的才华还不如乃父，他虽然受过很好的西式教育，但从小都在奢侈享乐中度过，张家在张佩纶时期已经开始衰败，等到张大少出生之后，家庭经济开始严重吃紧，只得靠变卖房产和租房为生。

19岁时，张志沂同家中指定的女孩黄素琼结婚，黄素琼是李鸿章麾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也算是大家闺秀，称得上门当户对了。

不过，张志沂和黄素琼两人八字不合，性格水火不容，经常吵架，张志沂拿强硬的妻子没有办法，只好自娱自乐，婚后一年就在外面娶了小妾。

虽然两人婚姻并不幸福，但张志沂对大女儿张煐还是相当宠爱，给予了她最好的教育。1924年，4岁的张煐进入私塾学习。也就在同年，母亲黄素琼因于丈夫关系彻底破裂，毅然抛下一对儿女，跟张煐的姑妈张茂渊赴英国留学，这一去就是四年。

幼年失母无疑是一种痛苦，更可怕的是，张煐的母亲刚一离家，张志沂就把小妾扶正，将其接到家中，并且彻底沉迷于鸦片，很少出门，这一切都被还是孩子的张煐看在眼里，对她个人性格的形成 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928年，母亲黄素琼归来，但两夫妻关系并没有丝毫好转。这两年内，张煐跟母亲接触很多，这才多少弥补了一些失去的母爱。

不得不说，黄素琼是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张煐跟着母亲学绘画、钢琴和英语，聪明伶俐的她学习新事物的速度惊人，尤其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后来，她还在作品《天才梦》中傲气地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的。

1930年，张煐改名为张爱玲。改名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单纯为了上中学报名方便。也就是这一年，刚满十岁的张爱玲目睹了父母的离婚，她那并不温暖的家庭彻底解体了。

张爱玲很想跟母亲一起生活，但黄素琼却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相对而言张志沂的经济状况要好一些，而且他对张爱玲还算有父女之情。最终，张爱玲跟随父亲继续生活，居住在宝隆花园（今延安中路740弄10号），她的母亲和姑妈张茂渊搬到了法租界白尔登公寓（今上海陕西南路213号）。

父母的离婚对张爱玲和他的弟弟张子静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父母的爱情悲剧让张爱玲从小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她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爱，而且又爱自己的出色男人，不要像母亲一样被一场无爱的婚姻毁掉一生。

冲突与出走

1931年，11岁的张爱玲进入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白利南路所创办的贵族学校——圣玛利亚女中就读，这段时间她开始阅读名著《红楼梦》，并且已经表现出写作方面的才华。

1932年，张爱玲在该校的校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933年，她在该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虽然这些都是玩票之作，但对于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也算相当难得了。

1934年，张爱玲完成了小说处女作《摩登红楼梦》。这是一部无厘头的小说，讲宝玉出国，贾琏当了铁路局长，一般认为这是张爱玲的练笔之作。当然，父亲张志沂对女儿的这本小说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还亲自为这本书撰写了回目。

1934年，张家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张志沂在离婚四年以后，终于赶走了那个蛮横的小妾，并且同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时年36岁）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张爱玲又多了一个继母。

孙用蕃的到来对张家有很大的好处，除了带了一大批嫁妆外，孙用蕃人品端正，治家有方，把原来乱七八糟的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连颓废的丈夫张志沂也对她言听计从，开始走上正道，不但正正经经地出门工作，还在一家日资的银行做到了经理的位置，成为一个职场精英人士，整个张家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

同时，继母孙用蕃对张爱玲还算不错，两人基本没有正面冲突，但对身为男孩子的张子静则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孙家家风就是这样。

然而，继母始终是继母，在张爱玲的心中，对这个继母非常仇视。也许她认为继母抢走了自己父亲的心，也许认为继母在虐待弟弟。此后数年，张爱玲同父亲、继母的关系急剧恶化，她开始经常去母亲家寻找心灵的慰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时张爱玲刚刚从中学毕业。他们全家都在上海的租界中，租界外的激战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影响。但父亲张志沂还是辞去了工作，他害怕因为在日资银行工作被定为汉奸，最终辞职了事，家中再次陷入经济危机。

此时张爱玲并不管家里的事情，在母亲的建议下，她一再要求父亲给钱，好出国留学。张志沂一来拿不出这笔不菲的巨款，二来前妻是在出国留学后和他离婚的，这让他对女人出国极为反感，认为这不是正道，读书完全可以在国内。

为此张爱玲经常跟父亲，还屡屡搬出母亲的话来反驳父亲。继母孙用蕃本来没有干涉二父女的矛盾，直到一次她听见张爱玲说的话实在过分，忍不住当场责骂两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我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这时张父对张爱玲已经有所不满，他认为自己即便对不起所有人，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可张爱玲居然对他已然没什么感情了，不但没有任何报恩的心情，现在更想要借助留学一脚把他踢开，这是张父所不能接受的。

更让张父失望的是，1938年的某一天，张爱玲和继母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彻底点燃了家庭矛盾的火焰。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淞沪战役还没有结束，上海市区的治安比较混乱，租界内土匪、流氓横行，经常有抢劫、强奸的案件发生。因此，继母孙用蕃要求张爱玲和张子静姐弟不得随便离家，以免出现意外。如果一定要出门，一定要征得她的同意。

可张爱玲根本没有把继母放在眼里，她前往母亲黄素琼的住所住了整整两周，走之前只跟躺在床上抽大烟的父亲交代了一句。正吸食大烟的父亲当时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句。

两周后，张爱玲回到父亲家时，为她担心不已的继母勃然大怒，大声责问张爱玲离开为什么不打招呼。几番言语交锋之下，继母被张爱玲冷冷的语调气坏了，甩手给了她一巴掌。没想到的是，张爱玲立即还手，孙用蕃当场就被打傻了，在当时的上海滩，恐怕还没有一个女儿敢打母亲的，哪怕是继母。

孙用蕃一边哭一边大叫：“她打我！她打我！”张父听到下面的吵闹连忙下楼，看见妻子被告女儿打了，不觉大怒，当场对张爱玲一顿体罚，随后又将她关了禁闭，不允许张爱玲外出。这一关就是半年多，期间张爱玲对父亲和继母非常仇恨，她曾经写道：真希望有一个炸弹落下来，炸死他们也炸死我，我跟他们同归于尽。

当然，这也是每个处于叛逆期的少女的偏激情绪表达，更何况出身于一个破碎的家庭的叛逆少女。

后来，张爱玲还是找了一个机会逃到母亲家。她本以为母亲肯定会收留她，没想到当时她母亲给了她两条路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

一举成名

1939年，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并得到奖学金，准备前往英国留学，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此时的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

她准备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但此时张爱玲的母亲离开了女儿，不知去向（其实去了英国），张爱玲只好向她曾经无比仇视的父亲寻求帮助。

年少的张爱玲忐忑不安，认为此去必遭羞辱，但她不知道的是，女儿是每个父亲心中的小情人，父亲始终惦记着这个女儿。

回到家中，张父语气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随后就为她筹措。虽然张父愿意给钱，可是张爱玲入学仅仅两个月就退学了。一方面因为圣约翰大学师资力量太差，张爱玲不想浪费时间；另一方面是学费有了着落，但生活费还是成问题，敏感的张爱玲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当然她暂住姑姑家中，生活费由姑姑负责）。

既然无心读书，那么只能全力赚钱养活自己了。为了生活，张爱玲最终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因为她唯一擅长的谋生方式就是写作，这样的生活压力反而造就了她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

当时张爱玲租住赫德路爱丁顿公寓（常德公寓）51室（1942年迁至65室），与姑母张茂渊为邻，当时的她年仅22岁。作为一名文坛新人，她只能为报刊撰写影评获取低廉的稿酬，勉强养活自己。

1943年春，张爱玲偶遇上海著名作家周瘦鹃，并且获得她的赏识。于是在1943年到1945年的三年中，张爱玲得以连续发表多篇轰动性的中短篇小说，包括《沉香屑的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一举成名，所以后世认为张爱玲一生的黄金创作时期就是1943年至1945年这短短的三年时间。

除了姑母和弟弟外，真心为张爱玲高兴的还有她的父亲，虽然张父对她的作品在人前只字不提，但他的床头经常放着载有张爱玲文章的杂志。

悲剧的情感

然而事业上的成功带给张爱玲的不仅是名利，还有心怀不轨者的窥视。1944年，张爱玲结识了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汉奸文人胡兰成，改变了她一生轨迹的男人。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出身穷苦人家，多年混迹江湖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唯利是图，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态度。

青年时代，胡兰成在燕京大学旁听，刻苦好学，具备一定文学才华。可惜他人品相当低劣，从国家大义上来说，基本属于无耻小人中的极品。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被汪精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编辑。他揣摩主子的意思，写了一篇肉麻至极的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这篇文章正好“解开”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心结，陈璧君立刻提升胡兰成为《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1940年，汪精卫卖身投敌，南京汪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为了名利，跟随汪精卫叛国，先后担任了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彻底成为一个铁杆汉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兰成和张爱玲感情的开始，就在于老辣的胡兰成对年轻张爱玲的引诱。当时胡兰成在报纸上看到张爱玲的文章，并且特地要到她的照片以后，对这位文采出色，相貌也还不错的女孩产生了兴趣。

接下来，已经38岁，结过三次婚，身为情场老手的胡兰成主动去张爱玲家拜访，张爱玲本不想见这个陌生男人，可胡兰成毕竟是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张爱玲一个小文人不能随便得罪。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胡兰成顿时心里有了底。张爱玲的文章似乎很成熟，人却像一个中学生一样，显然没有任何感情经验。胡兰成对于这种女孩可谓手到擒来，他投其所好地进行攀谈，很少和男人说话的张爱玲被胡兰成的谈吐迷住了，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这时的张爱玲已经24岁，因为性格孤僻，从没有恋爱的经验，这一次和一个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的男人热情交谈，顿时心中如小鹿乱撞。不久，在胡兰成的种种手段之下，张爱玲彻底坠入爱河，胡兰成每个月从南京前往上海一次，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都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和张爱玲约会。

恋爱中的张爱玲很快乐，对爱情也充满了憧憬，她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爱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不过，张爱玲知道胡兰成是有妻子的，也知道胡兰成的年纪几乎和他父亲一样，更知道胡兰成是个著名的”文人汉奸“。只是恋爱中的女人智力几乎为零，何况从小的经历养成她我行我素、渴望爱情和寻找庇护的心理，张爱玲根本没有多想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只是希望胡兰成可以跟妻子离婚，两人就可以长相厮守了。

这个把爱情看做一切的女人，显然有着为爱不顾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1944年8月，胡兰成与第三任夫人离婚后，与张爱玲在上海秘密结婚，胡兰成给了张爱玲：“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姻承诺，然而这场婚姻注定是张爱玲一生的噩梦。

个人生活相当糜烂的胡兰成只是把张爱玲当成一时的猎物，当新鲜感消失的时候，毫无道德可言的胡兰成自然就恢复了见一个爱一个的放荡本性。

1944年11月，在张胡二人结婚后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胡兰成到湖北担任《大楚报》的主笔，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胡兰成刚刚到达武汉，就在医院诱惑了一名年仅17岁的护士，并迅速与之同居。更令人鄙夷的是，胡兰成居然在武汉又举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新婚妻子张爱玲的存在。

而此时的张爱玲还在为两人的分开肝肠寸断，就像她的作品里面写道的：“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梦醒时分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当时已经听到风言风语的张爱玲质问他，胡兰成这才承认了自己的背叛，张爱玲大受打击，她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就此破灭，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张爱玲再也没能写出一部与《倾城之恋》相媲美的作品。甚至1951年所著的《半生缘》，后来也被证明是仿照美国作家马宽德小说《普汉先生》所改写的，并不能算自己的原创。

此时胡兰成赌咒发誓，一回去就离婚，只爱张爱玲一个人。但胡兰成回到武汉，就将自己的誓言抛之脑外，再次和小护士如漆似胶起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汉奸胡兰成的末日也到来了。他知道人民不会放过他这种人，于是逃到浙江乡下，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

1946年2月，张爱玲由于相思之苦，放弃一切前往浙江探视。这时张爱玲已经因为跟胡兰成结婚惹上了很多麻烦，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声名狼藉的事情。

让张爱玲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的胡兰成居然还有心情拈花惹草。刚一进入胡兰成的暂住地，张爱玲就亲眼目睹了胡兰成和当地一名孀妇鬼混，这让张爱玲深爱打击，她很快就回到上海。

尽管如此，此后的几个月里，张爱玲仍然将自己的稿费寄给胡兰成做生活费，怕他在乡下受苦，而此时胡兰成的生活过得非常滋润。

因为经济上不足以支持胡兰成的花费，张爱玲从1946年开始放弃写原创小说，转而写赚钱更多的剧本，由此她的艺术生涯大体结束。

期间有一次，胡兰成返回上海找熟人打点，想让当局不再追究汉奸的问题，他还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此时胡兰成相当无耻，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其干涉过多，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张爱玲无言以答，这位在文章上妙笔如珠的作家此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声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1947年6月10日，她写信与逃亡中的胡兰成分手，让胡兰成去追求他认为开心的生活。张爱玲在信中写道：“我爱你，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你死了，我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我死了，你的故事还长得很。”

直到此时，这个女人依然深爱着这个令她饱受伤害的男人，爱得如此深沉，如此不顾一切，让人感慨万千。

果然，胡兰成如她所言，又跟别的女人同居。这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流氓、上海极斯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此时的胡兰成虽然已年近50岁，依然宝刀未老。

后来晚年的胡兰成曾成了一部《今生今世》的书，回忆他的情感历程，书中记载红颜知已八位，堪称胡兰成的群芳谱，而张爱玲只不过是点缀其间的一位而已。

晚年生活

1949年，上海回到人民手中，张爱玲并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继续留在上海。也许，她是想留在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里，才是她心灵深处的慰藉之所。

直到1952年，她才迁居香港。三年后，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定居。1956后3月到6月，生活窘迫的张爱玲居住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年已36岁的她结识了比她大近30岁的左翼作家赖雅，同年8月14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张爱玲和赖雅的婚姻大体上还算和睦，赖雅为人真诚善良，对张爱玲很好，只是因为张爱玲无法依靠写作在美国生存，当时的美国主流世界并不能理解东方人的世界观和爱情观，一部部的作品被出版社所拒绝。而赖雅作为亲共作家更为当时主流社会所排斥，因而两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1961年，生活陷入困境的张爱玲被迫到香港和台湾寻求机遇，当年她41岁。遗憾的是，年纪很大的赖雅突然中风，最终瘫痪在床，张爱玲只得从香港回到美国照顾丈夫。

六年后，赖雅去世，随后的三十年中张爱玲一个人在美国洛杉矶独居，几乎不见其他人，也不和其他人说话，完全地自闭起来。期间有好心的朋友劝她还是要融入美国社会，可惜她孤傲又软弱，始终无法融入这个现代化的社会。

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为了逃避，她晚年搬家多达一百八十多次，用她自己的说法，仅仅是为了摆脱床上的虱子。

在洛杉矶的最后二十三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连她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

去世前四个月，她还写信给朋友，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而那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啮咬的苦恼。此时的她，已不是单纯的搬家或隐居了，而是呈现出类似强迫症的心理疾病。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洛杉矶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当时她已经去世整整一周了！

张爱玲终年75岁，死因是动脉硬化引发的心血管病，她去世的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

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人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逝去，实在让人感叹。她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言：不爱是一生的遗憾，爱是一生的磨难！

她，爱过了，不觉遗憾，因为爱却承受了一生的磨难。

她，始终比烟花还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