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化名赵锡永的中年人，圆头肥脸的，只是往自己大鼻宽额再上一点的那地方，戴上一顶司厅级别的官帽——自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再编出一个政府部门司空见惯的”考察、调研、指导“的名义，便能成功骗到湖南娄底、云南昆明与玉溪等地的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其为政府顾问。

　　这事已被证实非虚。国务院研究室3月8日致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称没有赵锡永这个人，也未组织什么专家组赴云南考察调研，还特别要求云南省办公厅通知相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制止并揭露赵锡永的诈骗行为。

　　从新闻可知，一，骗子冒充的那个部门——国务院研究室——并无”赵锡永“其人其官；二，国务院压根就没有要调研云南二市地域经济的任务项目，压根不会派出任何赴滇考察专家组。显然，神马都是诈骗。更显然，神马都是浮云——迄今为止，国务院研究室和云南省研究室都没有就此事报警。

　　这等事于谁都不好受，更别说上当的那一干副厅、正厅、副部级别地方官员还都是带长在职的“一把手”、“二把手”。可贵的是，影影绰绰或明来着代表政府行言语诸事的媒体，已经开始不耻“曝家丑”，把这事一股脑抖上报纸网上，着实开明了不少——让纳税人都知道了政府那出的丑，甭提有多丢人，多丢纳税人的钱的价。

　　人民为何纳税？就图它能从自己的钱袋子走入政府的智慧，走进代表政府的社会精英的有效支配与科学运作，使之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国家建设，从而服务国家性地去增值。但这事里，纳税人的钱明显是被贬值了。

　　这是一种非正常滑落亦非市场因由的掉价与贬值。与此同时，骗子行骗所以得逞，也端的就是非正常并非市场的原因。冒官骗官，而且更骗至正厅副部级别的“一把手”，按理当是诈骗行当里最不可思议的，诈骗人最不敢贸然一试的。但这个“赵锡永”偏偏就试了，而且一试即逞，翩翩然而来骗骗，翩翩然骗骗而归，潇洒之极让人不禁哑然。

　　“赵锡永”这一试，就像一张测试纸，须臾试出了政府工作里的两样“非正常”。一是过度固化的“威权管理”。骗子为何选择冒充国务院的官员而非低层次部门的低级别官员？原因就在可以利用“威权管理”的影子力量，利用他经精心研究吃透吃准的政府管理弊端——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政府是绝对不容怀疑这一普遍现象。正因为吃准各地政府官员——哪怕是”一把手“，哪怕官至副部级，一如这事里同样要上当的副部级的昆明市委书记——绝不敢怀疑他的“国务院司长”身份，他才敢翩然而来行骗，才一点贸贸然的顾虑也没有。

　　国务院要下来一名研究室司长，至少也要走政府内部常规化的正常程序，由国务院研究室一级一级往下电告、函告或别的地方政府官员都知晓熟悉的、足以确认上级任务与官员身份的程序化途径。应当说，这些内部程序与机制都已足够严密，也足够见效，非政府内部人员难知其序其制及个中奥妙，更是一名骗子所不能接触、不能进入的。比如，骗子无法接触、使用内部的电话与传真机；无法通过政府机密文件的特定的内部文寄途径来函告；无法指挥内部指定机构及人员……去通报告知地方政府，而只能走非正常的陌生途径，由自己精心挑选一个陌生的电话，安排一个陌生的接话员跟对方通话，再设计一通“无懈可击”的电话对话，去通知那三地政府“将有国务院研究室司长来你市考察”，从而使那些上当受骗的官员确信自己的身份。

　　如此明显脱离上级下达告知任务的程序与机制的骗法，只要政府官员不以固定思维办事，不存在“上面来的就是官，上面来的不容怀疑”那些被“威权管理”滋生出来的“畏官”思想，只要稍稍敢多一个心眼，多一个问号于心，敢于质疑“上头来的”，骗子即可现形于行骗早期的身份确认这一环节，早就在电话那头逃之夭夭。

　　第二样被测试出来的是不无奢侈的政府“接待风”。如果政府接待风气一贯简朴节俭，一贯没有好酒好菜，没有大吃大喝，没有潜规则里的送礼敬上，没有诈骗所可以谋望的有利可图，”赵锡永“就不会铤而走险来行骗。

　　苍蝇不叮无缝蛋。好好的蛋，苍蝇自然不会心思思，也定然无从下手。蛋存缝了，蛋就坏掉，苍蝇就会闻腥而来，就会轻易一叮即逞。“赵锡永”为什么要去冒官骗官，为什么能够得逞，原因都在这句俗语里。只要政府接待工作不再顶“八条规定”刮起的新风新尚作案，不再是一只会腐会烂会坏掉的“蛋”，简朴无“缝”，下一个“赵锡永”就无法再令纳税人的钱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