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余英时先生说：“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民国六年，1917）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为界。”所以我们可以说今年是广义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而且文学革命奠定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向，是叛逆的、革新的和青年的。

至于五四运动“精神导师”之一陈独秀，晚年说过：把未实现目标和使命的五四运动时间下限延长到“至今”（1938年），也即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五四精神体现在这种开放性上，它有一个开端，结局却是无限可能。

当然，撇除人云亦云的五四定义以及宣传滥调，对五四的反思早在二十年代就开始，鲁迅1925年创作的小说《伤逝》、1923年的讲演《娜拉出走后怎样》就已经带出，浪漫的五四想象背后的问题，如何行动、如何避免幻灭等。至于张爱玲1957年创作的《五四遗事》，更是极其刻薄地讽刺了五四一代革命的不彻底，也非常悲凉。

今天看五四，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场有文学精神背景的、理想主义者坐言起行的狂风骤雨，虽然后果有凌乱不堪的一面，但始终属于一个伟大时代的高潮，这样一个知识与行动的黄金时代，一百年后也未必可能追攀它的气魄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