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张学良出身的差异

张作霖生于1875年，幼年家贫，无以为继，做过兽医当过兵，遭人诬陷险些丧命，后投身绿林，做过“胡子”（土匪），经招安成为清军帮办，几经历史变革，审时度势，功绩斐然，直至成为东北王；张学良五岁即师从辽西名儒学习，此后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十九岁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一路顺风顺水，上有老一辈将领的庇护和指点，下有亦师亦友的郭松龄陪伴左右。过于优越的环境可以为成长提供多方面的条件，却不利于性格的磨练。吸毒、玩女人是其身上典型的公子哥习气，马君武的诗作流传甚远，尽人皆知：“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张作霖与张学良性格的差异

张作霖敢做敢当，胆大心细，无数次孤身赴险，完成使命并成功脱身。民国风云变幻，他凭借智慧和能力，总能在每个重大历史时刻准确判断形势。当时在八角台的土匪头子张景惠（后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认定张作霖非池中之物，甘愿主动让贤，可见其才华之出众；在接受清廷点编后，他曾利用自己的义父施计除掉辽西巨匪杜立三；袁世凯称帝，他逢场作戏，也曾穿上所谓的“朝服”祝贺；同时，张作霖知恩图报，凡是帮过他、救过他的人，日后都念念不忘，礼遇有加；吉林剿匪时，获胜后从蒙匪手中搜出一大箱信件，其中不乏手下人与蒙匪私下串通，为团结部下，坚定信心，他抬出信件当众销毁??从几件事情来看张学良的性格。九一八事变期间到底谁下了不抵抗的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说：“九一八事变，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民族观念和抵抗外侮的决心来看，我更愿意相信张学良说了真话。那为什么多年来都说成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呢？因为要歌颂张学良，还因为可以此作为抹黑蒋介石的理由。当东北各界抗日请愿团到北京找到张学良陈述抗日主张时，张学良情绪失控，边放声大哭边说，都是我的错，我不活了行吧??表现出无计可施的懦弱行为。

张作霖与张学良政治能力的差异

张作霖是政治方面的天才，他在各个时期准确洞察全国格局的能力令人钦佩。根据当时的情形，他总结了一句话：想当官，先当胡子再招安。于是他由一个土匪摇身一变就成了军人，然后一步步成为进军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年轻时他用自己的婚姻换来了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的头衔；外交方面，他在很早期就看出来了“大鼻子打不过小鼻子”，是说俄国人打不过日本人，所以他早期就和日本建交，后来果然俄国闹了革命，没了。那些投靠俄国的军阀全都被他收编了。他还乎悠了小日本，让小日本打了老蒋，然后顺利进军北京。回头对小日本说，我还没统一中国，没有权力把中国的任何一块领土给你们，你们等我统一中国再说吧！（到时候给不给还是另一回事，说不定张作霖调转枪口就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了。）

张学良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东北易帜后，随即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可以看出他充当了蒋介石的傀儡，当时蒋介石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无论输赢，都可以削弱东北军实力，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张学良未能辨明形势，而且在没有明确判断出时机、实力对比、后果及风险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最后以败北告终。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使张学良达到了联共抗日的目的，但仍未能全面分析形势。此时的红军经过长征，势单力薄，极其艰难，革命的火种都有熄灭的可能，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带来了转机，争得了合法地位，保存了实力，直至最终扭转了局势，因此他赢得了千古功臣的称号。而这些，可能未必是张希望看到的，怀着内心的矛盾和对蒋的愧疚，他毅然决定亲自送蒋，从此过上了幽禁生活。而“枪毙杨常”也显得仓促牵强。杨宇霆时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东北兵工厂总办，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省长，他们都曾追随张作霖立下汗马功劳，且身居高位。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瞬间完成了从抓捕到枪毙的过程，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令人疑惑。而背后的明显原因有三个，一是他们都曾坚决反对东北易帜，二是以老将自居，不把少帅放在眼里；三是杨宇霆曾极力怂恿张作霖处决张学良的老师兼密友郭松龄。

张学良与他的父亲比起来，未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未能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他是一个有情义的人，一个主张抗日的人，但是，他也是个不懂政治的人，一个能力欠缺的人，是出身和历史条件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的烟云，唯有大帅府，静静的矗立在沈阳繁华的南顺城路上，一刻不停的审视着时间慢慢变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