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文学体裁丰富多样，流派异彩纷呈，新见迭出，诗派中有建安诗派、元白诗派、田园诗派、韩孟诗派、婉约派和豪放派，文论中有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等，词论中有云间、阳羡、浙西、常州等诸多派别。表面看来，他们各立门户，互相攻讦，特别是在“诗言志”和“诗缘情”方面争论不已，但实际上，他们相互渗透，相互吸收，都在包容前人识见的基础上，不断细分躬耕某一领域，或再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因而明显具有总结性和集大成者的色彩。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怀着乐观旷达的心绪，极力抒发理想抱负，对唐代的边塞诗派和豪放诗派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凸显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本文将从这三大诗派的创作背景、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创作背景比较：饱受时代灾难，却始终怀着政治热情，渴望建功立业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是以“三曹”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生活在东汉末年，饱受战乱离别之苦，同时也激起文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雄心抱负，曹操以“挟天子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高扬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同时，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曹植、曹丕、陈琳等人也具有卓荤不凡的气质，并在诗中高扬“立德垂功名”、“甘心除国疾”的人生理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段记录进一步验证了，建安时期的文人多喜欢以慷慨激昂的笔法抒发不平之气，实在是因为文人久经战乱，风气败坏，百姓仇怨，作者才会感慨深远，下笔沉重。而边塞诗派以高适、王昌龄为代表的文人生于北方，均有阳刚气质，他们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也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入仕之后的境遇却与所追求的理想反差极大，其作品中也颇多建功立业的感慨，如王昌龄在《出塞》中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身怀雄心抱负，有着李白一样的狂傲自信，得罪了许多大臣，所以屡遭贬谪，他的诗歌有“绪密思清”的特点，而这首诗也营造出大气磅礴之感，不仅沉思了历史，也隐含着对现实人的讽刺，饱含着深厚的历史纵深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人，也遭遇北宋末年的战乱和政治理想的破灭，在他的诗词中也蕴含了激烈的政治热情，被评价为“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豪放派也将自身的情感与遭遇结合起来，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仕途的坎坷。

无论是建安诗派的慷慨激昂，还是边塞诗派的粗狂豪迈，亦或是豪放诗派的刚柔并济，均是诗人在面临报国无门时，依然怀着崇高的政治热情，愿意投身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情感，这种愁绪氤氲在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背景。

创作风格比较：粗狂的语言风格中，怀揣着浓郁的悲剧色彩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虽遭遇了坎坷的政治路程，他们的诗歌中常怀着人生苦短的哀叹、求仙求药的苦闷，形成了一种悲凉的艺术气息，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人的寿命多短暂，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陈琳等皆死于疫病，面临如此人生变革，诗歌的题材也多转向自然的兴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难卜，如阮瑀在《七哀诗》中写道：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诗中的“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正是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态度是略显消极，作者生怕此生恍然渡过，错过一生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养成了一种“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极尽潇洒”的生活理念。建安诗派的文人怕时光的流逝，故在其诗歌中多有“悲凉”之称的曹操，也有“忧生之嗟”的曹植，亦有“感慨深至”的刘桢，他们处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上，形成了浓郁的苦难观。而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派，也颇多失意之感，如边塞诗人王翰贫苦出身，进士及第十分自负狂妄，终日纵酒蓄妓，因此被贬为道州司马，在他的诗歌中有着及时行乐的狂妄姿态，如《古娥眉怨》中写道：

宫车晚出向南山，仙卫逶迤去不还。朝晡泣对麒麟树，树下苍苔日渐斑。

人生百年夜将半，对酒长歌莫长叹。乘知白日不可思，一死一生何足算。

王翰深受盛唐文人追名逐利的思想影响，极其爱慕生活的富足与华丽，“人生百年夜将半，对酒长歌莫长叹。乘知白日不可思，一死一生何足算”两句正是体现出作者面对着半百的自己，对酒长叹略显悲凉，但却极其坦荡的说“生死如何？今日的愉悦不可浪费！”这种豪健的品性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是对建安诗派慨叹人生悲剧的转化。特别是到了南宋的豪放诗派，这一“苦中作乐”的思想愈发明显，如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写道：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情感世界由个人的苦闷延伸到了民族的忧患，这首词中饱含了作者对国家沦陷、大仇未报、故乡难归的漂泊与孤独，这种苦闷心绪无法诉说，竟萌生了“求田问舍”的归隐之心，但却仍然以“英雄无功”的羞愧放弃了归隐的念头，更进一步深化了作者复杂的心态。

建安诗派产生于社会的动乱中，边塞诗派摇曳在盛唐政坛的坎坷中，豪放派飘摇在国家的衰败中，在诗人身上集聚了个人的不顺和时代的劫难，这无疑加深了个体的悲剧性，使其作品风格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创作思想比较：苦闷的怨愤中，却洋溢着乐观自信的个性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虽遭遇了坎坷的政治路程，他们的诗歌中时常有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怀着崇高的理想努力追求，而且在作品中寄托了突破天命限制的渴望，和有生之年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需求，这种遭逢坎坷却不怯懦、不屈服，依然乐观向上的人生观是建安诗派的重要特色，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以自己的优秀作品开创了风气之先，在曹操的诗歌作品中常见对时势艰难的感慨，却又窥得他对雄心壮志的踌躇，《短歌行》中既蕴含了作者对统一天下道路曲折的忧愁与苦闷，却用“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态度彰显了乐观积极地心态，寄寓了作者对未来前途光明的乐观自信。这种创作思想发展到盛唐，诗人们依旧继承了这种旷达乐观的心境，以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将追求功名的高昂意气与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流露出豪放不羁、自负狂妄的品性，如《别董大》中，高适写道：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的边塞诗多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诗人根据自身真实的生活体验，记录了边塞的风景，以一种壮阔的意境勾勒出艰苦的边塞生活，这首诗中，高适依然点出了边塞的“滚滚黄沙”和“纷纷白雪”，但诗人并未畏惧眼前的艰辛，而是以一种高昂的人生态度说“天下谁人不识君？”彰显了一种非凡的自信。

诗歌发展至北宋，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词作家比较完整的展示了积极入仕的理想转而到压抑苦闷的坎坷，再到超俗脱凡的心路历程，如苏轼“以诗入词”正是把词贬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将人生境遇通过情感抒发出来，既凸显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又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颇具有豪放派风范，如《定风波》中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作此诗时正是因为乌台诗案遭贬时，在经历了命运变革后，苏轼更无惧风雨，虽深切感到人生如梦恍然而过，但却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乐观态度，而是保持着乐观超然的人生态度，对这世间的坎坷说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豪放派依然是继承了建安诗派的创作思想，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善于与坎坷的命运和解。

无论是建安诗派，还是边塞诗派，豪放派，他们均在遭遇世事坎坷的时候，不会被世俗所困，而是选择一种乐观的心态去排解苦闷，呈现出“纵使坎坷虐我千百遍，始终坚持初心为理想”的本质，这种旷达自信的本质是这三大诗派亘古不变的精神内核。

结语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以学派来彰显时代特色，凸显文学发展的氛围。然而，总结细分之后，我们也能看出不同朝代的诗派呈现出相互借鉴、互相继承的特点，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派和宋朝的豪放诗派在创作背景方面均遭遇了仕途的不顺，其诗歌作品蕴含有“发愤而著”的共性；在创作风格中，由于诗人遭遇了个人苦难和时代苦难，其诗歌特征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此外，在创作思想上，他们均坚守着乐观旷达自信的品格，指引他们突破人生短促的思考，而洋溢着一种活在当下的积极心态。

作者：蔡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