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李适在长安登基，成为唐朝第九位皇帝。

登基之初，他怀着一颗复兴大唐的雄心，厉行节俭、取消上贡、疏斥宦官、收敛兵权、任用能臣，唐朝确实有了一丝中兴之望。

在对待藩镇割据问题上，他锐意削藩，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随着唐军对河北藩镇的一系列打击，成德、淄青、山南东道三镇皆平，只剩魏博节度使田悦还在苦苦支撑，削平河北藩镇似乎尽在反掌之间。

但从782年（建中三年）十一月开始，唐德宗李适连遭重创，被唐军重重围困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居然咸鱼翻身了。

他暗中联络心怀不满的王武俊、朱滔、李纳，组成割据联盟一起称王。

同时，深受德宗信任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禁不住田悦的诱惑。于十二月，自封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后来，李希烈干脆称帝，国号为楚，年号武成。

此事史称“四镇之乱”，或“四王二帝之乱”。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帝，一共才五个，离四王二帝还差一个。

缺的这个，就是在长安称帝的朱泚。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率军围攻襄城（河南许昌襄城县），德宗将长安西部防御吐蕃的泾州精兵调往东部解围。

泾原军卒走到长安时，因赏赐不足而哗变。

他们冲入长安，大肆抢夺朝廷库府，并将因兄弟朱滔称王，而被拘在长安闲住的朱泚拥立为帝，史称“泾师之变”。

一、奉天城下攻防战“泾师之变”爆发后，德宗李适仓皇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

这座北倚梁山，西傍漆水的小城，旋即成了整个唐朝风暴聚集的中心点。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日，已称帝改元的朱泚兵围奉天。

此前，接到勤王诏书的左金吾大将军浑瑊、邠宁节度留后韩游瑰、泾原兵马使冯河清等，已率军入城布防，两军旋即在奉天城下展开血战。

朱泚叛军虽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首次进攻，就在奉天坚城下崩了牙齿。

随后几日，叛军利用云梯攻城皆被浑瑊、韩游瑰击败。朱泚便逼迫百姓填壕沟，并于夜晚攻城，但依旧无法破城。

随着德宗召命的下达，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向关中赶来，朱泚也知道形势不妙。

他寄希望于一件秘密武器，能够帮他打开奉天城，只要抓住了李适，就都有翻盘的机会。

他在围攻奉天之初，便命长安西明寺的和尚法坚，开始制造巨型云梯车。

此云梯车高达九丈，宽也有数丈，下装巨轮，外面裹着水浸的湿牛皮，周围悬满了水囊，梯上可装兵士五百人，由数千士兵喊着号子向前推动，云梯车向前缓缓移动时，车轮碾压地面隆隆作响，可谓气势逼人。

云梯车建造的时候，唐军便远远望见了它的体量。

德宗心中惶恐，召来浑瑊问计。

浑瑊对德宗说，云梯车必定沉重，我已安排士卒，在城下挖掘地道，地道里面堆满木柴、膏油、松脂，等到云梯车陷入地道，施以火攻便能破敌。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十四日，云梯车造好，决定奉天命运的决战开始了。

在云梯车缓缓推动之前，叛军就发动了攻势，泾原士卒们抱薪负土，填平壕堑，矢石、火油都阻挡不了叛军攻城的步伐。

血战持续了一天一夜，等到十五日清晨，不少叛军已利用云梯攻上城头，与唐军展开肉搏。

此时，李适已没有什么能够激励士气的东西了。他召来浑瑊，拿出一千多张空白的告身（委任状），授权浑瑊可以按照功劳大小任意填写。

如果空白告身用完，浑瑊可以直接在将士的身上书写所授官职，事后朝廷一律凭状授职。

此时，堂堂大唐皇帝已窘迫到，只能给浴血奋战的将士打白条的程度了。

但浑瑊知道，这些白条对于生死皆在一刻的将士来说毫无意义。

他请求德宗道：“奉天成败皆在此一战，请陛下亲自登城鼓舞将士士气”。

德宗也知道，成败在此一举，便鼓起勇气答应等城。

就在此时，事情出现了小小的转机。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日夜兼程赶来救驾，并派兵马使张韶来奉天报信。但张韶到达奉天时，被朱泚叛军当成百姓，驱赶到城边去填壕堑。

张韶趁机跑到城下高喊：“我是朔方军的军使”。

城上唐军用绳子把他拉上城墙，张韶身中数十箭，九死一生，终于让德宗看到了李怀光的书信。

德宗阅信后，喜不自禁，让人抬着张韶绕城一周，向军民宣示朔方军到来。

城内军民得知朔方军全军来援，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但叛军仍旧占据着战场的绝对主动，守城唐军饥寒交迫，缺少甲胄和兵器，而叛军狂攻城垣的气势依旧不降。唐左右武大将军吕希倩、高重捷纷纷阵亡，浑瑊也身中数箭仍死战不退。

这次运气又站在了唐朝一边，缓缓靠近城墙的巨型攻城车，终于陷进了事先挖好的地道之中。

浑瑊命人在地道中放火，攻城车被火油点燃，顺风燃烧，城上的唐军趁机投下苇柴、火炬。

此时，风向恰好转向，云梯车瞬间就笼罩在烈焰之中，数千攻城叛军不及逃跑，都被活活烧死。

唐军见状，从三个城门出城绞杀叛军。叛军不甘心失败，向城上射箭，一时间城上箭如雨下，射到李适身边的箭只有三步之遥。

此时，神策军李晟自定州(今属河北正定)发兵回援，昼夜兼程，进至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所部四千人扩大到万余人。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5万自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进驻蒲城(今陕西蒲城县)。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部3000人自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进至七盘山(今蓝田南)，击败朱泚军，收复蓝田。

河东节度使马燧派5000兵进至中渭桥(今咸阳东)、镇国节度使骆元光派2000兵进屯昭应(今陕西临潼)。

而另一个更坏的消息，传到了朱泚耳朵里。李怀光在澧泉（今陕西礼泉北），大败阻击的叛军。

澧泉距离奉天只有三十余里，朱泚心知奉天再无机会，只得撤回长安。最终，奉天保卫战以唐军守城成功结束。这场历时一月的血战，史称“奉天之难”。

奉天、东渭桥、蓝田、中渭桥、昭应、澧泉与长安的位置关系

二、逼反李怀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千里来援，解了奉天之围后，自以为功高盖世，便上书朝廷，要求朝廷立斩当朝权相卢杞和他左右手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

认为此三人，一是计议乖方；二是赋敛无度；三是刻扣军赐，此三罪是造成泾师之变的原因。

说起来，卢杞确实不是啥好鸟。自从他位列朝纲之后，排挤贤臣、陷害忠良，宰相杨炎、张镒、严郢等人，都先后死在他的手上。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明知李希烈已反的前提下，还力主派遣颜真卿前去“宣慰”。

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之计，朝中大臣尽数反对，但德宗只听卢杞一人之言，年逾古稀的颜真卿毅然奉召而去，临行前只留给儿子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卢杞的父亲卢弈是唐朝大忠臣，安禄山陷洛阳时，卢奕宁死不屈，骂贼而死。

他的首级被叛军传至平原郡恐吓唐军，还是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妥善安葬的。

可他儿子的行为却是如此不堪，可见“老子英雄儿好汉”在卢杞这儿，实在是不适用。

这父子二人，一个位列《忠义传》，一个位列《奸臣传》，也算一大奇观。

李怀光还是错误的估计了，卢杞在德宗心中的地位，面对李怀光“天下之乱、借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的言论。

卢杞早有准备，他对德宗上奏，“李怀光有社稷再造之功，叛军见之而胆寒，今可命其率军直取长安，必可可贼，如今召其入城面圣，必要赏赐诸将军士，留连累日，使贼军有可乘之机”。

德宗一听，觉得大有道理，便传召命李怀光立即引军屯西渭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合军，尽快克取长安。

李怀光接旨后怒怨满胸，自己率军勤王，千里之地昼夜兼程，又与叛军连番血战，解了奉天之困。

结果，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更别说上书中提到的，斩除朝中佞臣之事。

但是皇命难违，他带兵恨恨而去。临行前，李怀光怨恨的说道：“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

其实，朝中大臣如陆贽，曾隐晦的向德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德宗居然不以为然，认为“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由此可见，李适虽有中兴唐朝的志向，却无识人之明。

朔方军在李怀光的带领下缓缓而去，走到长安附近便再无进展。

不但如此，李怀光还开始收集驻地附近其他唐军的兵权，李晟察觉到李怀光与朱泚之间有联络，赶紧带领神策军与朔方军分营而立。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正月，德宗在大臣的建议下颁布《罪己诏》，即著名的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

诏书中言：“（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与贼朱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庆被朱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

从陆贽执笔的罪己诏中可以看出，德宗言辞十分恳切，可谓用心良苦，对于远在河北的造反藩镇尽免其罪，仍令其镇守原地，一切待遇如旧，而对于盘踞在长安的朱泚，则区别对待不赦其罪，并声明朱泚身边的官吏一旦反正，一切不问。

这篇罪己诏中除了表示自己愚钝，没有治理好国家和表示要对臣民削减赋税之外，还暗合远交近攻之计。

想当初，未遭泾原军变的德宗可是锐意削藩，甚至不惜为此兵戎相见，现如今罪己诏一出，河北藩镇因循旧制，起兵作乱之罪尽免。

从削藩兴兵，到出召罪己，不过短短三年，心境之别可谓判若云泥。

三、联蕃平叛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二月，面对朔方军迟迟按兵不动，德宗心中焦急万分。

他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商议此事，吐蕃大相尚结赞同意出兵协助唐朝平乱。

等到即将出兵之时，却提出“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

德宗命陆贽召谕李怀光具名，李怀光此时与朱泚联络密切，颇有自立的想法。

便以“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为由，拒不在敕书上署名。

尚结赞不见李怀光的签字也不发兵，第一次求蕃平乱就此不了了之。

从二月起，李晟就屡次上书德宗，声言李怀光已有反意，“应先采取措施应变，请调偏将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自领兵守卫，保证关中与四川的交通畅通”。

但德宗还是觉得要依靠朔方军马，便加封李怀光为太尉，赐其“铁卷”，遇事可免其罪。

结果，李怀光反而大怒，当着使者的面，掷铁券于地，说：“皇帝怀疑我吗！人臣反才赐铁券，我不反而赐铁券，是逼我反！”。

李怀光不给德宗面子怒掷铁券，不过是发泄怒气罢了，如果他知道中国历史上，被皇帝赐过免罪铁券重臣，几乎无一例外的死于非命的话，估计就更怒了。

李怀光已经和唐朝撕破了脸，二月二十五日夜，他命部下袭击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军营，杨惠元被杀，李建徽单骑逃脱，二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吞并，得手后，李怀光叫嚣道：“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远避！”（《资政通鉴》）

二十六日，德宗畏惧，出走梁州（今四川汉中）。德宗出走后，李怀光所率领的朔方军却开始军心动摇。

朔方军是郭子仪带过的老队伍，很多将士都在安史之乱后，多次为拯救唐朝立过功勋，很多人不愿意跟随李怀光作乱，于是朔方军卒渐渐逃散，李怀光军势渐弱。

李怀光见状，大掠掳掠泾阳、三原、富平三地，所过之处鸡犬不留，经同州开往河中（今山西永济）。

李怀光反叛后，关中只剩李晟率领的神策军最有战斗力。

但李晟独木难支，一心想要尽早收复长安的德宗，再次打起求蕃平叛的念头。

四月，崔汉衡又劝说尚结赞。

尚结赞看到看到唐朝的窘境，不动声色的等着唐朝自己调高价码，果然唐朝最后痛下血本，口头答应事成之后，把伊西、北庭等地送给吐蕃作为酬劳，又答应每年赠送一万匹彩绢吐蕃。

这样尚结赞才遣大将论莽罗依率兵二万助浑瑊，唐蕃两军联手，在武亭川大败叛兵，斩首万余及。

取胜的吐蕃兵纵掠一番后，并未进一步出击叛军，因朱泚给吐蕃送去了金帛以为贿赂，吐蕃军队得到大量好处，再加春天军中瘟疫流行，尚结赞引兵而去。

武亭川位置

784年（兴元元年）五月二十日，李晟整顿军马，汇同浑瑊、韩游瑰、骆元光等将联兵围攻长安。

六月初，平复长安，朱泚西逃投奔吐蕃，行至泾州部将拒不开门，逃至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被部下杀死，传首长安。

德宗闻报，李晟收复长安，激动地泪流满面，说道：“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复京》一诗，专讲李晟收复之功：

虏骑胡兵一战摧，

万灵回首贺轩台。

天教李令心如日，

可要昭陵石马来？

六月十九日，德宗从梁州出发，七月十三日，德宗回到长安。回到长安的德宗皇帝赏赐平乱的诸功臣之后，依旧心神不安，偌大疆土处处烽烟四起，何时何处才能安享太平？！

想到此处，德宗开始日夜怀念唐朝的一位牛人。

他召李泌入朝，这位牛人李泌，身为三朝帝师、四朝元老，入朝后，大小政事均问计于李泌。（李泌入朝之后的内容，可参见前文《李泌——最顶级的战略家，用一招为唐朝续命百年》）

李泌出山图

五、奉天之难的影响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德宗下罪己诏，承担了所有战争罪责，除称帝的朱泚外，对反叛的藩镇“一切待之如初”。

这实际上宣告了德宗削藩计划的破灭，在唐庭承认了河北藩镇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后，反叛藩镇都表示归顺朝廷，取消了王号。

这次历时五年的削藩战争，导致“天下户口三耗其二”。

《元和国计簿》上记载：当时在编人户共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年间纳税人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全国依赖国库供给的军队有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每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这还不包括临时征调的士兵。

也就是说，当时中央财政养着这么多节度使的士兵，却并没有节度使的任免权，只是维持住了节度使名义上承认中央的权威。

因此，李适从执政前期厉行节约，迅速转变为极度敛财。

当然，必须要看到，李适的敛财一定程度上是在为中央聚集财力。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因德宗府库之积，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澣濯”。可见李适在削藩战争后还是一如既往的节俭，并没有变得多奢侈。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李适的削藩战争虽然失败，但它成了唐朝皇帝的反面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唐宪宗“元和中兴”时期的削藩奠定了基础。

总体上来说，伴随削藩而来的“四镇之乱”、“泾师之变”“奉天之围”，沉重打击了唐德宗，也让中唐王室复兴唐帝国的梦想破灭。

这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动乱，直接促成了李适执政期间的四大转变：

1、从前期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进而发展到拒谏饰非、刚愎自用。

2、由武力削藩转为对藩镇姑息迁就。

3、由初期“疏斥”宦官到后期委以重任，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

4、由初期力倡节俭，到后期大肆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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