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7日，中野名将王近山统一指挥的我军各部刚刚解放襄樊，就接到了野司转来的西柏坡急电：“速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俘虏一个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军委对抓获康泽如此重视呢？因为康泽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这厮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

（康泽剧照）

换句话说，康泽的军队级别在俘虏中并不出众，当时的蒋军已经是“中将多如狗，少将满地走”的状态，但是作为老蒋早期的嫡系、复兴社创办人之一（总社书记）、三青团的实际把控者，黄埔三期的康泽在蒋军将领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1947年3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举个例子，即便是老蒋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康泽的黄埔三期同学，也不过是个中央委员而已。

所以康泽必然进入“高级战犯”名单，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是党团骨干、还是曾经的特务头子，这样的高级战犯轻易是不会枪毙的，因为在宣传上、政治上、历史问题调查中均有较大作用，所以我党的政策都是以关押、改造、学习和交代为主。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泽的政治级别有多高，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数据统计：

在功德林关押的200多名高级俘虏中，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四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人，而其中的“中常委委员”仅有康泽一人！在被关押初期，康泽也因此牛叉得不行，一副瞧不起其他战犯的模样，就因为他有这个政治资本。而实际上，其他带兵的战犯也根本瞧不上他，认为他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个紧紧依附老蒋的党棍、特务头子。

那么康泽既然是黄埔毕业生，为什么没有像王耀武、方先觉一样始终领兵作战呢？无它，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履历，即在黄埔三期毕业后的192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仅与我党不少高级干部曾经同学，而且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和组织工作。所以1927年7月回国后，立即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工作，从此成为“党棍”和特务分子。

（王耀武剧照）

这个中央党务学校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所以康泽是黄埔生中的另类，他这个特务头子跟军统一直关系不大，反而跟中统的关系更近一些。正基于此，康泽在早期是深得老蒋信任的，因为黄埔生大多是武夫，会舞文弄墨并且善长政工组织的人不多，1928年成为老蒋的少校侍从参谋，1929年3月被老蒋指定为国民党“党代会”候补代表，年仅26岁。

康泽为老蒋可谓是鞍前马后，1931年老蒋第二次下野之前筹组“复兴社”，康泽与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便是筹建骨干，他把在苏联学来的东西都用上了，复兴社的框架结构和纪律条例，均由康泽亲自执笔完成。复兴社首批40多人当中，康泽的排名非常靠前，这个老蒋的亲信组织设有“干事会”和七个直属处，包括什么组织处、宣传处和特务处等等。

众所周知，复兴社特务处正是“军统”的前身，而康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处的处长，老蒋最初的属意人选就是他，并且亲自面谈。但是康泽认为自己善长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对特务专业不够门清，选择了组织处处长一职，而特务处处长，老蒋最终选择了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但是从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看出康泽在老蒋心目中的分量，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

康泽在宣传上非常卖力，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为总社书记，直到1938年4月复兴社正式解散。在此期间，康泽的罪恶行径达到高峰，那就是为了配合蒋军对苏区的围剿，提议组建了“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这个别动总队是蒋系第一个正规特务武装，主要由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的学员组成，以研究班主任康泽为总队长。

别动总队是略高于团级的建制，总共下设三个大队（营级），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的额定编制为17人，总计2000余人。这个别动总队不仅人员都是军官或者特务，装备也非常精良，队员都是长短枪各一支，每个分队装备一挺轻机枪，队员装束为灰布军装灰色绑腿，黑鞋黑袜黑皮带，很有模仿纳粹“冲锋队”的意思。

这个别动总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配合蒋系正规军“清剿苏区”和恢复反动统治，在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等形式，疯狂迫害红军家属、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用白色恐怖来血洗苏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

（影视中的别动总队）

1937年老蒋又筹组“三青团”，以争取青年加入到反动阵营，康泽是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24名干事之一，跟陈立夫、陈诚等共同在名单上，并且兼任组织处处长。其后康泽逐渐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在中央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的位置上稳坐七年之久，然而当老蒋有意让小蒋来接手三青团时，不识时务的康泽不肯交权，终于被一脚踢出重庆派去国外“考察”。

1947年2月康泽回国，老蒋曾面许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北平行营新闻处长的职务，康泽皆不受，因为这些单位都归“国防部新闻局”管理，他看不上新闻局长邓文仪。直到1947年11月，才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这是隶属于武汉行营的机构，当时还是“后方”，下辖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的一大片地区，管理三个专区和十几个县，绥区司令完全就是个土皇帝，所以康泽痛痛快快地就去了。

万没想到，这一去“土皇帝”没做几天，就成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其实康泽也不会打仗，让他带兵就是个笑话，他只是没想到，我军会这么快就攻击襄樊地区罢了。搞笑的是，康泽兵败被俘后，南京中央社还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人民解放军没杀他，南京当局先宣判他挂了。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起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这段话，也就提出了对康泽等人的基本政策，进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由于学习和改造的情况良好，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回忆撰写了《复兴社缘起》、《三青团成立的经过》等文章，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功德林里面写得交代材料之多，可谓首屈一指，各类材料总计3000余件，稿子摞起来有5尺多高，所以康泽又被戏称为“功德林的材料库”，不杀确有不杀的道理。

1967年12月，康泽因旧病复发去世，年63岁。

（黄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