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执行死刑的目的是惩恶扬善，威慑那些蠢蠢欲动，准备走极端的潜在犯罪分子，并且对广大遵纪守法的善良公众予以精神上的宽慰。当你面对任何生活上的困境，对未来产生怎样的绝望，也绝对不要去伤害其他人，否则法律会给予你最严厉的惩罚。

其次，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徒，但也不会随意枉杀一个无辜之人。而枉杀一个无辜之人造成的恶劣后果，远胜于放生一个恶徒。

劳荣枝到底是一个穷凶极恶，应该判处极刑的恶徒，还是一个真的被胁从的无辜之人，在终审判决之前，都只能打上一个问号。哪怕在老百姓心中已经对其定罪，并且恨不能早日将其执行。但现在的劳荣枝只是一个嫌疑人，而不是已经定罪的杀人犯，她依然享有上诉以及为自己免罪的辩护权，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

11月19日，劳荣枝家属向媒体透露，劳荣枝二审将会委托律师吴丹红、赵德芳为辩护人，一审法律援助律师陈通华不再担任辩护人移植。而新的辩护律师已经跟劳荣枝本人面谈，其初步的辩护意见跟一审一致，仍然是认可抢劫等部分事实，否认参与杀人，并且坚持自己是被法子英胁迫，不应当判处死刑。

劳荣枝一审判决书现在已经公布到网上，全文有接近四万字，对法子英劳荣枝的所有作案过程做了详细陈述，也列举了一系列证人证言以及司法鉴定结论。总体来说，对于整个案情的推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一审判决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推理”本身。也就是说，对于劳荣枝参与杀人的部分，基本上都是靠推理完成，并没有特别有利的实证可以形成证据链闭环。

这并不是司法机关工作有漏洞，最大的原因就是劳荣枝逃窜二十余年，而当年被抓现行的法子英几乎扛下了所有的罪责，对劳荣枝的参与全部予以否认。而在四个作案现场提取的凶器，指纹，尸体上的生物痕迹等，基本都指向法子英一人。也就是说直接杀人者只有法子英，再者穷凶极恶的法子英一出手就没有活口，导致了其具体杀人过程没有直接目击证人。

而幸存者刘某夫妻能够提供的证词，只是劳荣枝参与了绑架，其跟法子英里外配合勒索巨款。对于劳荣枝是否有强烈的杀人动机，只能凭刘某夫妻的主观感受来推断，这就属于比较弱的证人证言。

最要命的一点，从专业法律人的角度来说，刘某对劳荣枝的不利指控，存在相当强烈的主观导向。因为刘某是去找坐台小姐认识的劳荣枝，而且被色诱后，遭到法子英的绑架跟恐吓，劳荣枝去跟自己妻子对接，在妻子的哀求下法子英放了两人。但刘某寻花问柳是两人惹祸上身的根本，可谓是丢人丢财。所以从刘某的角度来说，对劳荣枝自然是恨之入骨，最后法子英放了夫妇两一条生路，但他们的证词能够证明的也只有两点：行凶者是法子英，劳荣枝是参与者，而且最后只取了财，并没有要命。

说白了，没留活口的，所有实证指向法子英。留了活口的，也证明不了劳荣枝杀过人。

假如二十年前能够将法子英劳荣枝一起抓获，通过审讯和严密的取证，大概率能发现有利的线索，以此为突破口将劳荣枝的谎言戳破。

但这场时隔二十年的审讯，所有现场都已经无法还原，而且法子英还替劳荣枝扛下所有罪责。所以公诉人在反驳劳荣枝辩解的时候，只能通过逻辑推理，以及证言的矛盾之处作为突破口，证明劳荣枝跟法子英是杀人共犯，而不是胁从犯。

可这种在弱证据（证人证言与询问供述）基础上做出的推理，缺少实体证据的支持，是无法完全证明劳荣枝不是胁从犯的。

综上，虽然二十年前那场令人发指的连环杀人案人神共愤，劳荣枝作为参与者难辞其咎。但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切忌情绪当先一味地喊打喊杀。对劳荣枝的审判，不是为了单纯的杀之而后快，那样也不能告慰那些枉死的冤魂。应当用公正的审判和完整的证据链说话，要么还“胁从犯”劳荣枝一个公道，要么戳穿其谎言，让这个女魔头认罪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