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书名，“春秋”是时代，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一样。

作为史书的《春秋》史载：“春秋”一词是周代各诸侯国国史的通称。

《国语·楚语》载：“教之春秋”。

《国语·晋语》载：“羊舌肸习于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均以“春秋”为名作史，但是经过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特别是焚书坑儒和项羽焚秦宫两次对先秦文化典籍造成的重大浩劫，很多史籍都不幸亡佚，其他国家的“春秋”都失传了，仅有鲁国《春秋》最终因保存在墙壁中得以逃避战火，而存世流传下来。

《春秋》为什么称之为“春秋”呢？先秦时期，人们较为重视春、秋两季，春季代表着一年之始，多称为“王正月”，而“秋，禾谷熟也”，乃是收获季。春、秋二字常连用，故常以春秋代表时令，以示重要。

《春秋》记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共242年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史著作。相传为孔子所编订，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对当时的鲁史《春秋》详加考订，并作为教材供学生们学习。

《春秋》以鲁史为原始材料，内容以鲁国历史为主，兼记周室其他诸侯的重要事件，其内容“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让后人可以以时间为线，审视历史发展，纵览历史大事。

《春秋》记事严谨，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对人物的褒与贬、对事件的对与错，用词极其严谨，但敢于秉笔直书，是“良史”的发端。相传孔子为了“为尊者讳”，用“微言大义”让“乱臣贼子惧”，以此达到赞、劝、惩等目的，传达孔子一门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后世，“春秋笔法” 、“微言大义”也成了中国历史记述中特殊的一种风格，是中国历代史学、史家一个重要文化传统。

作为历史时代的“春秋时期”正因为《春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后人就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叙事史书《春秋》的年限，大致就是春秋时代的年限。

但是东周开始时间是公元前770年，距离《春秋》的上限公元前722年，尚有48年。《春秋》下限的公元前481年距离《资治通鉴》开篇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03年，尚有78年。因此“春秋时期”的分期主要有几种说法：

吕思勉《先秦史》、钱穆《国史大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均以《春秋》一书记载的历史年限为“春秋时期”。按重大历史事件分期，“春秋时期”的起止，从公元前722年到晋国智氏灭亡的公元前453年。按《左传》分期，“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3年。顾颉刚在编辑《春秋史讲义》是依据的就是这一分期，但也顺带谈到了晋国三家灭智氏。郭沫若将“春秋时期”上限定于周室东迁的公元前770年，下限到《史记·六国年表》的开始时限，即公元前475年。综合以上几种史家的主流分析，我认为，从上限来看，自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后，王室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进入了“政由方伯”的时代，列国争霸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至下限来看，到公元前473年晋国赵氏、魏氏、韩氏三家联合灭亡智氏，古老的晋国事实上已经被瓜分，在当时的列国争霸局面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八大诸侯的局面（齐、楚、赵、魏、韩、秦、燕，以及当时仍然存在的越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以这一历史事件为分界点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是合理的。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3年，应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科学的划分方法。《春秋》记载的事件和时间起止，只是“春秋时期”的主体部分，并不是全部。这样的分期，应能更好的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发展。

另外多说一点，资治通鉴以周室正式策命三家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为开篇，实际上为了阐述司马光保守政治思想的需要，借此事件阐述其周室自坏礼制，造成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观点。

《春秋》的历史地位《春秋》在汉代，地位较高，设有专门研习、讲授的博士，被儒家列入“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历代学者对《春秋》注释考证的文章书籍瀚如烟海，《四库全书》中收入《春秋》相关书籍115部。在历史上，《春秋》及其注释考证已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春秋学。尤以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为集大成者。

《春秋》记载较为可信，后世根据《春秋》记载的天象，结合天文学研究，证明基本上是真实的。作为旁证，也就证明《春秋》史实大体可信。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先秦时候青铜器和竹简相继被考古挖掘，很多史实可以和《春秋》记载相互印证，也证实了《春秋》是一部信史。当然，《春秋》仍是不完备，甚至有缺漏的，但这并不影响《春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春秋》文字记载较为简单，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对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寥寥数语，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特别是如不借助其他参考资料，后世之人很难全面了解事情真相。因此为《春秋》做传，就显得尤为必要。

《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夹氏传》。汉代以后，《邹氏传》、《夹氏传》相继失传。《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也被称之为《春秋三传》。《公羊传》的作者相传是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相传是谷梁俶；《左氏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

《公羊传》、《榖梁传》是以语录、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重在挖掘字面背后的含义，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和“礼义仁智信”的观念，与政治配合较为密切，因此最初受到汉代统治者的重视。

《左氏传》是以历史资料解释《春秋》经文，并弥补《春秋》叙事不详的缺点，补充了很多重要的史料，它取材的范围和描写的细致，都远比《春秋》丰富的多，尤其是很多史料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因此《左氏传》就显得尤为重要。《左氏传》在文学上成就也很高，叙事生动、精于谋篇，记叙了很多传世经典的外交辞令和战争经过，在《古文观止》中，取材《左氏传》的古文就有三十余篇，是先秦时代范文的主体，后世很多历史学家、文学家无不从《左氏传》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从《春秋》看“春秋时期”《春秋》，从鲁隐公开始，记载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时期的史实，大体与“春秋时期”历史相吻合。

春秋伊始，郑国以三代周王室卿士之故，先为小霸。不久，齐国崛起，齐桓九合诸侯，称霸。与此同时，楚国日益强盛，逐渐北上，宋襄公争霸未成。随即，晋文公霸中原，秦穆公霸西戎，随后形成晋楚两大强国百年争霸局面。后期，弭兵之会后，晋楚大体保持和平，随后，吴越相继崛起，吴越争霸与吴越楚之战交替进行，成为春秋争霸的晚声。

在《春秋》中，基本可以看清这一春秋五霸、列国争霸历史的源流和演变。《春秋》较为全面的记叙了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和外部争霸中的历史更迭和发展进程，尤其以历史重心的形式对鲁、晋、齐、卫、宋、楚等春秋大国的叙事用比较多，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国被灭，大小战事四百八十余次，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勾勒出一幅主要的春秋史图。

《春秋》也用笔墨描绘了“春秋时期”列国疆域、都邑、城池、山川、爵姓、存灭的主要情况，记载了时令、闰朔、更替，触及官职、宗族、大夫、刑法、征战、外交、内政、社会、生产、赋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春秋时期的“百科全书”，《春秋》也成为了解“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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