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锦衣卫，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起，一直延续至明朝灭亡，可以说贯穿了明朝历史。受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作为“厂卫”之一的锦衣卫虽然早已被大家广为熟知，但关于设立锦衣卫的真正作用，以及锦衣卫的职权变化，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够详细了解了。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明朝锦衣卫的设立过程和职权变化情况。

洪武年间：先设后废存续十一年，意在加强皇帝集权朱元璋可以说极为重视情报工作，早在明朝尚未建立之前，朱元璋便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专业的情报队伍，即检校组织。后来曾任明朝丞相的杨宪，不仅曾是检校组织一员，而且还是其中的骨干乃至头目，此外高见贤、夏煜、凌锐等也都是其中头目。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后，于其地盘设立浙东行省，并派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杨宪则被作为属官随行辅佐。实际上，杨宪除了辅佐李文忠之外，还负有监视李文忠的职责。

不久，杨宪便向朱元璋报告了李文忠的诸多不法事，称其任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橚等干预公事，接到杨宪报告之后，他立即将这五人押解进京，徒刑屠性、孙履被杀，其余三个人则充军发配。不过，明朝建立之后，这个检校组织便也不复存在了。

锦衣卫的前身，则是设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的拱卫司，此后该部门曾多次改名称，先是改为拱卫指挥使司，不久又改名都尉司。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又改为亲军都尉府，掌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下设仪鸾司。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监视搜集朝臣动向，遂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其最初的职能只有守卫值宿、侦察逮捕和典诏狱三项，主要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锦衣卫设立之初，主要还是从事值宿和侦察活动，其真正发威则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锦衣卫指挥使毛骧的操作下，原本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起波澜，性质也从普通的“擅权枉法”变成了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造反”，目的便是为了替朱元璋屠杀大臣找理由。

不过，锦衣卫作为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部门，为了将案子做成铁案可谓不择手段，以致出现了“非法凌虐”的问题，迫于外界压力，朱元璋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令“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不过，朱元璋此举也只是在平息众怒，实际上锦衣卫还发挥着它的作用。就在同年六月，广西都指挥使耿良便被贬为了驯象卫指挥佥事，而原因便是“良在任多不法，军士薛原桂诉之，既而镇抚张原复言其不法二十余事，上命锦衣卫廉问得实，故贬之”。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在锦衣卫的操作下，受“胡惟庸案”牵扯的功臣便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者更有数万人之多。清中期文学家赵翼便曾感言，“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猕之计尔”。不过，毛骧作为皇帝的鹰犬，在“胡惟庸案”尘埃落定之后，最终也被处死平息众怒。

在太子朱标去世之后，朱元璋为了确保江山稳固，皇位顺利传承，朱元璋又将目光投向了蓝玉等一众居功自傲的将领。于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结果先后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与毛骧一样，蒋瓛制造了“蓝玉案”后，也被处死。

前后两次大案，虽然锦衣卫是在替皇上做事，却也让朱元璋认识到，如果放任锦衣卫如此办事，危害实在太大，因此在“蓝玉案”之后，朱元璋便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下令禁止锦衣卫参与司法事件的处理，大小事务都由法司掌握，“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与典狱，稍稍夷它军矣”，锦衣卫不再参与刑狱之事，仅剩值宿和侦察两项职责。

明朝中期：永乐称帝后恢复办案权，锦衣卫职权再度加大“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由于其夺取皇位的手段实在算不上光明正大，为了巩固皇位，查探朝野内外动向，再加上之后的削藩事宜，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的办案之权，并对其职责划分和编制进行了重新规定。

朱棣不仅恢复了锦衣卫的侦缉、办案之权，同时新设北镇抚司，进一步明晰了北镇抚司和南镇抚司职权，其中“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军纠；“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不必经过司法机构。

与此同时，锦衣卫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统领官称千户、百户、总旗、小旗，一般军士称为校尉、力士，雅称为“缇骑”。锦衣卫的人数，最少时为一千余人，最多时则达到了六万之众。

不过，锦衣卫职权如此之大，也很容易成为以权谋私的工具。纪纲执掌锦衣卫后，便充分利用锦衣卫的办案之权铲除异己，例如阳武侯薛禄因为与纪纲争夺一名美色女道士，便被纪纲用铁瓜打破脑裂几乎死掉；又如浙江按察使周新受到纪纲诬陷，以谋反罪被处死。

当然，锦衣卫仍然扮演着皇帝忠犬的角色，例如内阁首辅解缙因参与太子议立，得罪了汉王朱高煦，结果受到朱高煦的诬陷，被朱棣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之后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御史李至刚等皆被连坐下狱，以致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最终病死狱中，而解缙最终也因朱棣的暗示，被丢在雪地活活冻死。

从明成祖朱棣重立锦衣卫，到明宪宗以前，明朝中期的锦衣卫虽然职权有所扩大，但除了纪纲在位期间胡作非为之外，总体来看危害尚不算大，其所代表的仍然主要以皇帝意志为主。而史料中所明确提及的锦衣卫最后一桩大案“金刀案”，也出自这一时期，不过由于锦衣卫指挥使卢忠临阵装疯，此案最终没有扩大化。

明朝中后期：成化后职权进一步扩大，正德后长期依附于东厂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先后发生了“妖狐夜出”离奇事件和“李子龙意欲刺驾”事件，两件事情的爆发，让明宪宗大为恐慌，尤其是对于东厂和锦衣卫的侦缉能力极度怀疑。于是，明宪宗不仅开设了西厂，而且对锦衣卫的职权也进一步扩大。

先是“妖狐夜出”事件，当时京城有个叫赵灵安的商人在出城经商时，碰到了一个美女，于是便将其带回了府中，结果次日全府上下的人和牲畜全部死光，且所有人和动物皆没有伤痕，而那个美女却没了踪影，于是京城开始流传出狐狸精作怪的传说。紧接着，便不断有人声称夜间见到一个美女四处游荡，且接连死去了几个人，于是“妖狐夜出”的传说开始迅速流传。

再是“李子龙意欲刺驾”事件，当时京城有一个以旁门左道闻名一时，极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道，名叫李子龙，朝中不少官员也都拜在了他的门下。于是，在这些官员的帮助下，李子龙得以潜入皇宫，先后到万岁山等地“游览”，传说其潜入皇宫便是意欲弑君，结果还没等他找到皇帝，便被锦衣校尉发现，结果被抓了个正着。

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让明宪宗大为紧张，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深感到处都充满了危险，不仅设立了西厂加强侦缉，同时也加强了锦衣卫的职权。

在成化以前，锦衣卫虽然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和处决人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无权过问，但除了皇帝授意的案件之外，锦衣卫在逮捕、审讯人犯之后，还要交由三法司定罪。但从成化十四年（1478年）开始，锦衣卫审理完人犯之后，却是直接提交皇帝，三法司连顶嘴职权也没有了。

锦衣卫这种独立于司法体系外的存在，为他们滥用刑罚提供了可能，以至于嘉靖时期的刑科都给事中刘济抱怨道，“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可以说，一旦被锦衣卫盯上，便等于已经宣判了死刑。

不过，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由于大太监刘瑾大权在握，锦衣卫指挥使石义文对其极近阿谀奉承，虽然嘉靖年间陆炳执掌锦衣卫时，锦衣卫权力再次高涨，卫权甚至一度盖过厂权，但总体来说，正德年间以后，锦衣卫大部分时间都是依附于东厂的。

也正是由于锦衣卫依附于东厂，导致其基本丧失了原本维护皇权的职能，彻底成为了内廷与外廷对抗的工具，此后的锦衣卫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沦为了东厂权利斗争的工具。例如杨涟、左光斗便因与魏忠贤作对，被关入锦衣卫诏狱一月有余，受尽酷刑折磨最终死于狱中。

综上，从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到明成祖朱棣重启锦衣卫办案权，明朝中前期的锦衣卫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主要以皇帝的意志行事，但正德年间以后的锦衣卫则丧失了这种职能。而锦衣卫之所以让明朝朝野内外如此恐惧，则主要源于侦查无孔不入、办案不受节制和诏狱有死无生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