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依法家代表在不同时期，对“法”、“术”、“势”作出的诠释，其中韩非所总结为最系统和完整，实际上“法”、“术”、“势”他们认为是帝王之术。其中“法”，指的是国家的法律条文，执行的依据；“术”，指的是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势”，指的是统治者所具有的权力和威势。“术”、“势”合起来就是“权谋”。

在韩非之前，法家以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为代表，三者同时在各自在所处国家推行变法，所侧重点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商鞅变法，着重“法”，以法令治国为纲领，实行“法霸”治国，在推行一系列法令中，秦国人民上至王族，下至百姓，皆需要严格执行。在推行法十年后，按《史记》记载：“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使得秦国真正强大起来。申不害变法，重“术”，实现人治，在任期间，推行改革，裁撤冗员，加强中央集权，并削氏族权力。经15年“术”的发展，韩国一跃成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空前鼎盛。然而，他和韩昭侯死后，以“术”为纲的人治就不复存在了，“术”治不能传承，全凭人去操作，这不能像商鞅虽身死，但法令依旧在。自此，韩国打回原形，成为一个最弱的国家。

而慎到在齐国时，提出不论哪个阶级，对君主的“尊”是非常必要，并提出通过中央集权，加强君威。只有君威发挥好，国家才能安定，法治才能治国。然而，齐国君主始终并没有真正落实具体措施，一直在讨论阶段，就这样扼杀了变法的萌芽。在经过前者的努力，韩非集其三者所引论的大成，将“法”、“术”、“势”融合运用，并完善了“法”、“术”、“势”的概念，使得更为具体。如“势”，他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由于自然形成的条件是偶然的，因此他将人为之势，细分两部分：智慧之势和威严之势。即前者是指君主善于将世间的智慧纳入自身中，为己所用；后者则保持政治上的权威。韩非认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 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用于统治者为更好的驾驭群臣，治理国家，实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手段，也可以狭义成为“阴谋之术”，他总结使用范围很广，包括君主决策，君臣权责分配，和百官驾驭和管理等内容。而作为根基和重点的“法”，他提倡：“法也者，常者也。”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推崇法治为根本，而非人治驾驭之术，必须明确法令，才能得以成国家坚实的基石，确保法律对各阶级的维护和统治，有理可依，有据可循，保证国力持续能增强。

他总结三者之间的关系说：“人主之大法，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关于势，韩非指 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因而韩非主张“法“”势”合一效果最为佳，认为“抱法处势则治”。最后他结论法、术、 势三者完美的运用，天下则在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