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烟台人，童年生活在山东潍坊。1970年十二岁时随父母全家迁到陕西西安，安家在玉祥门里的西北一路，距离城墙也就百步之遥。

七、八十年代的西安，生活物资比较匮乏，与潍坊相比差距很大。潍坊除粮油凭粮本限量供应外，其它各类肉蛋水产副食品都是敞开供应。而西安的肉蛋水产和副食品全凭肉票和副食本限量供应，面粉基本都是普通粉，蒸出来的馒头比较黑，面粉含筋少，擀面条必须在面中加少量的盐，否则煮出来的面条全会断成节节。食用油每人每月仅供应四两，而潍坊是半斤。那时西安的苹果也比较少见，每年秋天老家烟台的亲戚都会通过铁路托运寄来一筐国光苹果，每到这时，我就会骑上28自行车给驮回来。唯有大荔的西瓜与潍坊的西瓜一样都是甜沙瓤，不同的是大荔西瓜的瓜籽小，潍坊西瓜的瓜籽大，洗净晾干后可生吃也可炒熟吃。

刚来西安头两年，对西安的气候不是很适应。冬季还好，气温和降雪与潍坊相似，主要是春夏秋三季差异较大，西安春秋两季多雨，如若是下雨则必然是连阴雨。而潍坊春季少雨，夏季多阵雨，绝无连阴雨，下雨前，白云乌云汇集而来，电闪雷鸣，顷刻大雨倾盆，三五分钟，云彩散去，阳光普照。七十年代西安的夏季是比较凉爽的，记得，上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中时，每逢周末都要到莲湖公园露天游泳场去游泳，但那几年奇怪得很，每到周末老天必下雨，而且都是阴雨绵绵数天，在泳池里呆上半小时身体就冷得直打哆嗦。感觉西安夏季酷暑高温，好像是这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吧？

七十年代的西安，城区是很小的，城墙以内才算是城里，从环绕城墙一圈的环城东路、环城西路、环城南路、环城北路这四个路名就知道当年的西安城有多大了。那时的玉祥门内还有庄稼地、菜地和磨坊，市儿童医院前面也有一片菜地，大雁塔南面全是庄稼地。记得有一次跟随父母登上大雁塔，向北一眼望去，都能看到钟鼓楼和报话大楼的大钟表，以及解放路和火车站。那时西安最繁华的地段就属钟楼周边和东大街了，由钟楼沿北大街向北至莲湖路和西五路口的北大街商场，由大差市沿解放路向北至民生商厦，这是当年西安最繁华的路段。那时西安人见面问“干啥去？”答曰“进城去！”这里的“城”指的就是城墙以内的范围，更确切一点说就是钟楼及其周边的商业街，最主要的就是东大街。

时光荏苒，一晃五十年过去了。如今的西安今非昔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三环以内都建成新城区了，城市的绿化和环境也越来越好，公共交通也越来越便利。我家的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七十年代最初的平房，搬入九十年代的楼房，进入二十一世纪又搬入高层电梯房。像七十年代那样物质匮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尤其是自2020年2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安这座城市越发让人有了更强烈的安全感和认同感。纵观这一年八个月以来新冠确诊病例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中，西安的新冠确诊人数可以说是最低的。这起码可说明一点，就是西安市民的受教育程度、自身素质及自律性是很高的，我们从各类媒体上，很少听到有像南京毛老太和北京昌平夫妇这样的明知自己到过疫区，自身也有发烧咽痛等症状，却仍旧聚众打麻将，置防疫要求于不顾，最终导致所涉及的小区封闭，数千人甚至上万人被隔离，附近的学校、企业停工停课，全城紧急做核酸检测的这类典型的人和事。就说夏天的重庆小情侣和澳门游学生吧，他们曾到西安乃至陕西多处景区参观游玩，但西安及全省却无一例本地确诊病例。那么自10月16日发现上海一对老年夫妻核检阳性至今，西安的新增确诊人数也仅有十四人，其中确诊的本地人仅七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额济纳旗和兰州的确诊人数。西安做为一个全国的旅游热点城市，对新冠疫情防控的如此卓有成效，实在是难能可贵！防疫工作能取得如此成效，除政府防控措施得力有效之外，也离不开西安广大市民高度的防疫意识和认真遵守防疫要求的自觉性。

如今，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国家的发展模式正从注重海权向陆权与海权并举转移，曾受制于“偏重东南”模式困扰的西部地区必然迎来新的生机。地处中国大陆原点、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陆上通道，始终是中国陆权时代最具优势的城市之一，从西北的交通和资源条件来看，西安也是最具优势的城市之一。以西安这样的向心力，不是一个局限于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的概念，而是整个亚洲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化城市。在陆权再度崛起的历史格局中，作为陆权的龙头，西安必须也必定再度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