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博学乃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行，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

思维是为学的核心力。

孔子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相当重视学思结合。宋代理学家、大学问家朱熹说：“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必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不安。一似请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短语，有三个都是在强调思维及其过程方法。思维之重要自不待说，关键是如何启迪思维锻炼思维呢？“学起于思，思起于疑。”质疑问难是思维活动的发动机，“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疑则无进。对所学没有任何疑问，说明学者只不过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罢了，正所谓“学者有四失，……或失则易……”，为学不专，所得极为有限。“审问”的首要价值可作如是观。“慎思”则是“审问”的必然指向，有惑而不解，“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明辨”则是“慎思”方法论的核心方略，读书明理也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价值取向。明理而修身，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天下，一以贯之。

中国古代尤其关注为学的“博”与“约”的辩证关系，我们常说，先将书读厚再读薄。“由博返约，以简驭繁”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育遗产。博学的意义在于，具有了广博丰富的知识面，对事物的理解就会深刻而全面，解决问题也会左右逢源、才思涌跃。简约的意义在于，如果知识能够用一条主线“一以贯之”就能以简驭繁，触类旁通而举一反三。有没有中心和主线，知识的价值大不一样。最先由孔子提出的“由博返约”主张，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知识与知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掌握有待于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纲举目张，“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荀子在继承的同时进一步弘扬了孔子思想。他还明确指出思考是“由博返约”的关键：“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一方面，学者得“博学之”，“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学者还得“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提其要”，“钩其玄”，切不可囫囵吞枣，“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只有将博学与精思有机结合，才可达到韩愈追求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学习效果。

自孔子以来，中国教育思想向来重视启发诱导。孔子的名言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愤悱状态正是审问、慎思、明辨而“未得”“未能”的临界状态，没有学者自力的思维活动，不可能产生这种愤悱状态，不进入这种状态也就无所谓启发式教学，所以，“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也是实施启发式教学的必要前提。

学以致用是为学的终极目标。

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陆游诗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笃行”，不仅要身体力行，还得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行。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做学问之道，方能学有所依、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也才可以将一个个可造之材塑造成民族社会可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