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最美防痨人’——年过九旬的中国医生马玙教授。她用精湛的医术和医者情怀，让无数的患者重获健康，重拾希望。她将一辈子奉献给了结核病防治事业。我为世界上有像她一样的医务工作者而感动。”

3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邀在2022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视频会议致辞时说。

马玙，这位“最美防痨人”如今虽已年逾九旬，每周四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北京胸科医院的诊室里。从1955年的风华正茂，到如今的白发苍苍，她在结核病诊治、科研和教学的岗位上，一干就是近70年。

去年底，她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授予的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面对莫大荣誉，她认为自己最值得骄傲的身份，永远是与患者站在“同一战壕”的临床一线大夫。

❶跟“白色瘟疫”较劲儿

1932年，马玙出生在江苏如皋。从晦暗苦难的岁月走过，她从小便立下志愿，要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

马玙是1955年从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现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那时，根据人民的需要、服从国家的分配，她和同班同学共8人一起北上，进入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愉快的，一路坐着火车晃晃悠悠，到了北京第一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这些都是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感觉太幸福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结核病最高发的国家之一，但专门治疗结核病的医疗机构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医疗卫生工作，专门成立了7个中央直属医院，其中就包括位于现在北京通州区、当时河北通县的“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

在这所曾先后更名为“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北京市结核病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医疗机构，马玙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开启了她与结核病斗争的征程。其间，她也从临床大夫变成了科主任，从主任医师变成了享誉国内外重症肺部感染性疾病领域的权威专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每100人中就有1.75位结核病患者。“那时我们感觉结核病研究所的建筑非常气派辉煌，设施设备也很现代化，但事实上当时我对结核病并不是太熟悉。”如今，90岁的马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轻松淡然地说，“很多同学进入单位以后，对结核病的传染性感到很恐惧。但我不害怕，我这人从小爱运动、身体好，所以我没有丝毫忌讳。”而事实上，结核病曾一度是无药可医的“不治之症”，民间流传“十痨九死”之说，老百姓将之视为“白色瘟疫”。

最初接触结核病，马玙觉得很简单，只要根据临床症状、胸部X线检查和痰涂片或痰培养就可以诊断；治疗也就是链霉素、异烟肼、对氨基水杨酸三大法宝。然而，很快，马玙就被现实狠狠“上了一课”，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腹膜炎、脑膜炎以及淋巴结核、血液播散性结核，时常会让那个年代的医生束手无策。但这并没有使马玙灰心丧气，反而让她和“白色瘟疫”较上了劲儿。

“做医生必须具备精湛的医术，这样才能得到病人的信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这是马玙的医者信条，在初为医生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她就坚持边干边学，随身携带一本《实用内科学》，用一年时间掌握了内科的基础知识。为了能阅读国外相关文献，她自学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过了语言关。

学习的习惯，她保持了一生。无论是临床还是基础，无论是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她广泛涉猎。耄耋之年的她还经常参加学术会议，全程听课、做笔记，查阅结核病诊治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前沿信息。“虽说我们是专科医生，但病人可能伴发各种其他疾病，所以我们要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马玙总是这么说。

❷一封58年前患者的来信

在马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张她与患者的合影，照片里的医患都已经白发苍苍。而在58年前，当她采用创新技术——定向肺导管治疗术治愈这位年轻患者时，正当风华正茂。

“搞研究都是逼出来的。”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回忆起自己的科研工作，马玙感慨地说。

时间回溯到60多年前，结核病大流行，每60人当中就有一位结核病患者，防治任务艰巨。而在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中，肺结核空洞患者的死亡率极高，因为一旦出现空洞，细菌就更加容易滋生，药物也更难起到作用。

在没有药物治疗肺结核的年代，为了让这些空洞愈合，曾经的治疗方法是给患者的上胸腔打入气体强行挤压肺部。到了马玙参与结核病救治的时代，已经有了相关的治疗药物。只不过，与结核病疫情肆虐的程度相比，有效的抗结核药物十分有限。“在当时，只有链霉素、异烟肼、对氨基水杨酸、吡嗪酰胺几种药物。这些口服药物主要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肺部能吸收的剂量有限，对空洞愈合的效果并不理想。”许多空洞性肺结核患者化学治疗未能取得空洞闭合的疗效，年轻的主治医师马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针对这一难题，当时有一种较为流行的治疗方式——肺导管治疗术。马玙解释，这是一种从鼻腔将导管插入患者肺部，从而使药物直抵肺部的治疗方法。目的是促使肺部直接吸收更多药物，加快空洞愈合。

“这个方法也存在问题：导管不能拐弯，即使到达肺部，药物也无法精准流进空洞，这降低了用药的有效性。”为了提高结核病患者的空洞闭合率，马玙和同事们在鼻导管局部治疗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制备了定向肺导管治疗术。

谈到这个创新发明的治疗术，马玙说这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医生从阜外医院借来了可在X线下显影的心导管用做肺导管，一位维修飞机的机械师患者提供了高级不锈钢钢丝做弹簧，修自行车的患者提供了乳胶管和尼龙丝。

“把弹簧装在导管一头，用尼龙丝拴住弹簧，通过肺导管引导到患者体外，由医生拉着。在X线帮助下，在一定体位下直接注射药物可直达肺部空洞，医生还可以通过尼龙丝来调整弹簧角度。”这个方法可以精准给药，加速了结核空洞闭合，不但提高了疗效，还大大缩短了疗程。

马玙介绍，虽然定向肺导管技术需要医生和患者暴露在X光机下，但是在抗结核药物短缺的年代，这是一个创新的探索。1965年，她总结关于肺导管研发和应用的数据，以通讯作者在中国防痨杂志发表了论文《肺结核病肺导管—空洞造影的观察》。

“那时正在大炼钢铁，白天没有充足的电供应X线设备，我们时常是凌晨4时就开始进行定向肺导管治疗。”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马玙和同事们借助自创的定向肺导管治疗术，治愈了许多肺结核患者。

马玙办公室书架上合影中的患者便是其中一位。当时他右下叶肺结核空洞久治不愈，已在考虑手术切除，最后在全身化疗的基础上加用了定向肺导管局部治疗而获得治愈。

58年后，已经84岁高龄的患者给马玙写来了一封感谢信，落款是“58年前您治愈的患者”。这位患者还在儿子陪同下，到医院来看望马玙。

“患者能获得正确诊断和成功的治疗，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就是依靠这些精神支撑，来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在给这位患者的回信中，马玙如此写道。对于她来说，多年前的患者仍记得她，已是她作为医者最好的奖赏和激励。

❸临床问题从科研上找答案

缺医少药，是马玙从医之初，结核病防治最大的掣肘。

“我刚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内科病房的一病区，是患者病情最重的病区。由于抗结核药物实在太少了，许多病人久治不愈，不少裘老的患者，到他退休还没治好，拖成了我的患者。”马玙口中的“裘老”，指的是出生于1904年的我国防痨事业泰斗——裘祖源。马玙说，那时每天查房，面对病人痛苦时的无力感，医生们感到深深的苦恼和无奈。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来形容结核病防治事业进展的艰难毫不为过。”马玙解释，除了药品种类缺乏，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中，耐药性的产生也成了重大难题。“有的病人耐一种药，还有很多病人耐多种药，甚至有些病人因为经历过不规范治疗出现全耐药。”

为了寻找答案，从1980年到1982年，马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进修。两年后，她回国在北京胸科医院牵头创立了内科实验室（后改名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带领团队在抗结核药物研究及耐药结核病治疗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结核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对药物到底是敏感还是耐药，作出诊断区分很重要。在为病人做诊断时，传统的细菌学方法是在培养基上研究病原体的耐药性，起码要花上3个星期，实验流程长、获取结果慢，常常出现‘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马玙说。

1990年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突飞猛进，结核病诊断也进入了分子水平。为了提高诊断效率，及时为确定治疗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马玙带领团队在实验室里开展了使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检测各种药物相应的耐药相关基因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马玙团队完成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委、原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奖9项。

时至今日，北京胸科医院的结核病学科发展正值壮年。这个由马玙带领的团队，已经稳居国内结核病学科的头把交椅，连续6年在“中国医院/中国医学院科技量值”评比中获得第一名。

“在医院里面创建实验室，为临床医生提高科研能力、开展相关研究，搭建了有力的平台。”北京胸科医院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潘丽萍介绍。近年来，马玙及医院团队建立了国内唯一抗结核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平台，完成我国5个1.1类抗结核新药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结核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平台和全国结核病领域唯一的结核病临床试验合作中心；自主研发了全国首个“结核病临床研究智能一体化平台”及其延伸智能辅助工具；建立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结核病生物样本资源库，为结核病快速诊断提供了新方法；牵头制定了一系列抗结核新药在中国的应用指南或专家共识……近10年，结核病领域的新技术和新药物中，超过90%在这个平台的牵头下完成临床试验评估或示范使用。

“正是马老师‘临床问题从科研上找答案’的‘解题思路’一直指导、引领着我们几代医者，在结核病防治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潘丽萍说。

❹爱是最有效的“处方”

对患者，最有效的“处方”是爱。近70年来，马玙一直坚持着“爱的治愈”。

“医生最忌讳治病只盯着疾病，应该多与患者沟通，哪怕只是几句闲话，也可以在聊天中观察病人的细微变化，用暖心的话语解开患者的心结。”她总是这么告诫自己的学生。

一个放大镜、一条小教鞭，是马玙出诊的必备工具。放大镜是为了看胸片，不放过任何病症的蛛丝马迹；小教鞭是为了方便给病人解释病情，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结核病患者中很多人家境贫困，马玙就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节省开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每次听诊前，马玙会用手先把听诊器焐热；听完前胸听后背时，她会自己走到患者背后，而不是让患者转身。每次给老年患者做完检查，她总要扶着对方下了诊查床再去开处方……这些细微的、有点琐碎的行医习惯，马玙坚持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她认为医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二字。“病人是弱势群体，做医生的不能高高在上。医生只有坚持平等待人的原则，才能给病人以尊严。”这是马玙的行医风格。

曾经一位病人右下肺发现病灶，来到北京胸科医院求治。马玙觉得不太像结核，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然而，病人看过门诊便离开了，她想通知病人来复诊却找不到人。情急之下，便发动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一起想办法，总算把病人找到了。后来，病人被确诊为肺癌，因治疗及时，预后效果非常好。病人家属感动地说：“只听说过病人找大夫，大夫找病人还是头一回。”

不论是2003年非典来袭，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马玙都坚持出诊。为了给患者尽快做出准确诊断，她经常亲自到CT室去看更清晰的电子影像，及时给患者打电话告知病情，让患者安心。她常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医生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能在患者心里播撒一片阳光。”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核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防痨史》数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每100人中就有1.75名结核病患者；经过多年努力，2019年，我国每100人中只有0.058名结核病患者。

诚如2021年彭丽媛在给马玙回信中写道的，“这些年，很多像您一样的结核病防治工作者长期耕耘、默默奉献，推动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1955年至今，马玙的从业经历正是我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一个缩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国结核病防治还在‘追着外国人跑’，现在我们的结核病防治水平已经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希望新的一代能够通过自己的创新，做出更大的飞跃，成为国际赛道上的‘领跑者’。”马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