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韩子栋来到北平西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当店员，这家书店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北京特科是1931年4月由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奉周恩来之命建立的，直属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其核心成员有吴成方、肖明、周怡等）。

1933年1月，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秋天受中共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内部。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 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那一年，韩子栋才26岁。

从此，长达14年的噩梦，开始了。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重庆白公馆等11所监狱（其中3所是公开的监狱，8所是秘密集中营），受尽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

在受刑时，韩子栋连牙齿也被打掉了，但他毫不动摇，而特务机关又没有掌握到他的任何现行罪证，所以一直把他作为“严重违纪人员”对待，还派他去做杂役。

在南京秘密监狱，犯人吃的饭是红大米，里面拌了谷子、稗子、沙子、石头、头发等杂物。韩子栋在他的回忆录中用戏谑的口气写道：“饭到口里，牙齿打的是游击战，尽量躲过石头、沙子找寻米，但是我的牙齿始终没训练好，往往碰到硬东西，"咯嘣"一下子，大小总要吃点亏。”所以，时间一长，牙齿脱落不少的他，只能吃软性食物。

平时，除了理发外，韩子栋不能走出监房半步，每天过的都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阴暗潮湿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足，让他患上了皮肤病、风湿病、慢性盲肠炎等多种疾病。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阳朗坝，韩子栋被安排进一间“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里面共住17个人。看守的特务还以犯人身体弱、易伤风为借口，把窗户用纸糊得密不透风，监房成了“闷罐头”、黑屋子。

除了空气、光线不足外，每个监房的水也限量供应：一天两担水。犯人们饮用、洗脸、刷碗、洗衣服、洗澡、涮马桶，全靠这两担水，“有喝的没洗的，有洗的没喝的”。水，在犯人们眼里成了宝贝。

比生理折磨更让犯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在息烽集中营，犯人们没有放风的权利，不准和外界通消息，不准家属探监，韩子栋觉得这里“是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

在公开的监狱里，犯人可以被允许看书；但在息烽秘密集中营，别说普通的书籍，就是连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总裁言论”都不能看。韩子栋在回忆录中写道：“牢房里没有书，没有字，一天到晚，像肉焖在锅里似的。那种寂寞，能使人病，能使人疯，也能使人死。许多年纪不大、身强力壮的同志，没有几年就被这样窒息而死了。 ”

特务们的暴行在心理上如何解释，或许韩子栋的这段回忆能给出答案。在湖南省益阳县王家堡秘密集中营时，韩子栋严词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引诱自首后，一个高级特务对他说：“你要死，没有这么好的事！死只是五分钟的痛苦，叫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了，叫你活受罪。这是对付你们的办法，对付你这种顽固分子也只有这个办法。 ” 计划“逃出一个是一个”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重庆渣滓洞，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等同志关在一起。罗世文组织成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并酝酿集体越狱。

要想越狱，前提是保持足够的体力。在牢房里走几步，活动一下四肢和身体，成为韩子栋等人唯一能做到的健身的方法。但是牢房里人挨人、人挤人，转动都困难，哪里还有走动的地方？强烈的求生愿望，使韩子栋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沿着“8”的路线列队行走的办法。这办法使小小的牢房变成了走不完的狭窄曲径，他们给它起了个催人奋发的名字——“室内旅行”，并把锻炼身体当做为党工作而争取活下去的政治任务。

让韩子栋等人没想到的是，1946年8月18日，集体越狱计划还未实施，却传来噩耗：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当日被押解出重庆渣滓洞后，从容就义于歌乐山，尸体立即被焚化。

此后，韩子栋、许晓轩、宋绮云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在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后认为，集体越狱越来越难，于是作出了“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越狱“疯老头”麻痹看守逃脱魔爪

为了麻痹看守的特务，韩子栋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卖傻的“绝技”，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特务真以为韩子栋坐牢太久，疯了傻了，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并让他当伙夫，经常安排他跟特务出去买菜。

狱中地下党支部认为逃跑的有利时机到了，要求韩子栋抓住机会逃。韩子栋决定在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殉难一周年纪念日，实施这一重大计划。

据韩子栋的回忆录描述，1947年8月18日下午1时许，在酷暑烈日下，他跟随看守卢北春上街买菜。在从嘉陵江畔返回的路上，巧遇卢北春的熟人胡维景，卢北春应邀去胡维景家打牌。打牌间隙，胡维景又应他人之邀出去赴宴，留下一位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

韩子栋搬了一把躺椅，躺在房门东边的小夹道上，那个勤务兵也搬个凳子坐在附近。韩子栋不动声色地扇着扇子、喝茶。过了好大会儿，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他去买西瓜。

“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说。买西瓜加冰不过几千元，剩下的是外快，勤务兵当然乐意去。韩子栋知道附近没有卖冰的，故意让他去远点的地方买冰。等勤务兵走远了，韩子栋把草帽往躺椅上一放，装作解手，大步向东走去。等走出看守的视野，他飞快地跑起来。

韩子栋原计划坐轿子到重庆大学，没有找到轿子，只好改变路线，跑到嘉陵江边，上了一条船。为躲避追赶者的视线，他装病，趴在船上，把一包仁丹吞进去。船夫见状，连忙让他睡在舱内。上岸后，韩子栋取路赶往解放区。

韩子栋跑了好长时间后，卢北春他们才发现。他们当即追到江边，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回到白公馆。晚上9点多才向看守所长汇报。特务头子气极败坏，下令紧急戒严，特务倾巢出动，带着警犬四处搜查，没有任何结果。而在牢房里，许晓轩他们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此后，韩子栋钻山林走僻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夜行昼伏，腿被恶狗咬伤溃烂化脓，幸亏遇到一位药农为其治疗，才保住了双腿。韩子栋后来回忆：“那一觉睡醒后，浑身都是被蚊子叮咬的红肿疙瘩，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放了两个玉米在我身边，我吃了后又立即赶路，最后终于到了河南。”

历尽艰辛45天，11月，韩子栋终于在解放区找到了党组织。

1948年1月，韩子栋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当时的中组部负责同志对他说：“你能经受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见的，堪称难能可贵。”他问韩子栋有什么要求，韩子栋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韩子栋逃出国民党监狱后第一次回老家看望妻女，是在1947年农历十月初十。他见到了久别多年的妻子，以及从没见过面的14岁女儿韩秀融。

那年韩子栋虽然才39岁，但长期的监狱生活，早把他折磨得没了人样：齿落眼凹，皮包骨头，脸色发黄，头发花白，额头上还有块伤疤，像个沧桑的小老头，乍一看还有些吓人，乡亲们和家人硬是没认出他来。

据韩兆星回忆，当天下午约三点半，韩子栋从范县回到阳谷老家探亲。在村口遇到村里人，他故意打听韩之栋（原名），对方说：“之栋早死了多年了。”到了家门口，他又故意问妻子：“之栋回来了，你知道吗？”妻子答：“他早死了，你不要骗人了。你是什么人？快出去！”这时他摘掉草帽，洗了洗脸，又刮了刮胡须，然后说：“你看我是谁？”

根据韩秀融2002年3月25日的回忆，那天父亲突然归家，是她长到14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那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今生难忘”。她怀着复杂的心情喊了声“爸爸”，接着大哭起来。韩子栋正要弯腰抱她，她却突然昏了过去。

乡亲们闻讯赶来看他，他便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还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在他的发动下，村里组织开展了支前活动，男青年踊跃参军，妇女忙着为解放军做军鞋。韩子栋还教育村里的妇女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放开小脚，学文化、学技术，并教她们识字。

很快，他将妻女从阳谷老家接到范县生活，此前一直没能上学的韩秀融也进了学堂。

韩子栋与沈醉：40年后再相见

韩子栋与沈醉40年前在军统监狱中见过面。那时韩子栋见到的是身着军统军装、前呼后拥来监狱视察的沈醉。沈醉见到的则是在狱坝上跑圈圈的“疯老头”。

解放后，韩子栋先后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国家机械工业部司长、贵州省政协秘书长。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大赦后，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但二人始终没有再见面。198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二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逢机会。

当年5月17日下午3时，沈醉赶到白市驿机场候机厅迎接韩子栋。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位年届古稀、面目慈祥的老人，很难将他与军统高级特务、专干杀人勾当的“盖世太保”头子联系在一起。

一架银白色客机在跑道上徐徐降落。舱门打开，一位体形消瘦、满脸皱纹、满头黑发的老人步履矫健地从舷梯走下来。他就是韩子栋。

沈醉跨步上前，张开双臂紧紧搂着自己过去的“囚犯”。二人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被安排住进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外宾招待所。当晚，沈醉到“疯老头”房间正式拜会，沈醉带着负疚的心情，述说过去自己迫害共产党人的罪过。韩子栋却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殊途同归，你现今不是全国政协委员吗?”沈醉听了激动得一把握住韩子栋的手说：“韩老，您这句话不仅是对我的宽恕，更是体现了共产党对过去敌人的宽大为怀呵!”

“昔日对头”故地游

第二天，二人携手旧地重游，在当年他俩熟悉而溅满红岩英烈鲜血的杀人魔窟，二人边走边回忆。多年来，沈醉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今天实在忍不住了，他问道：“韩老，你知道，当年白公馆和渣滓洞被称为‘两口活棺材’，戴笠视察后也认为：‘这两个监狱堪称模范监狱，囚犯插翅也难飞出去。’我很想知道，你当时究竟是怎样逃出去?”

这一问，倒激起韩子栋对在军统集中营苦难岁月的记忆。于是他带领沈醉沿着当年集中营的大营门，从五灵观下坡，走上通往磁器口街市的石板路。边走边讲述当年他如何借特务打麻将之机，从特务的眼皮底下逃脱的情形。

睹物思人忆英烈

5月23日，二人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展览大厅。韩子栋走到小萝卜头一家的遗物展柜前，指着玻柜中一个枕套，神情激动地讲起这个遗物感人的来历：这是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缝制好后，让小萝卜头悄悄从牢门风洞中丢进来送给他的。他指着枕套上他写的一首诗，朗读起来：“披枷戴锁一老囚，笼里捉虱话春秋……”

沈醉顺着枕套上的诗句，跟着韩子栋朗读，读着读着，声音哽咽。他随后来到群葬的红岩英烈墓前，深切忏悔自己的罪行，流出了负疚的泪。当晚，沈醉夜不成寐，写了昭示自己心境的七绝诗：“浩然正气撼苍穹，青史长存不朽功；俯首暮前多悔恨，愧无颜面对英雄。”

“文革”中，这位从国民党监狱里逃脱的革命老战士，却又受到迫害，被关进牛棚8年，直到1979年3月才获平反昭雪。经党中央直接关照，1981年，韩子栋被安排到贵州省政协，担任副秘书长，1985年退居二线。

1992年5月19日，原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韩子栋因病医治无效在贵阳逝世，终年84岁。沈醉含泪打电报向韩老家属表示哀悼，并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于当年6月2日刊登在《人民政协报》上，文中详述了他二人在军统集中营监狱旧址握手言和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