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鹏鸣的贾平凹文学解构 (下)
一一《世界文学简论》中的文学思想预言式探讨辩析
苗洪
七、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颓废说
大概很少有作家愿意自己的作品被认为是“颓废”的,贾平凹也不例外,他对加在自己身上的“颓废”的指责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如果从文学和艺术上来看,“颓废”其实并不就是一个坏字眼。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把这个西方文学和艺术的概念(décadent,decadence)翻译成“颓加荡”,这个译法有点意思,差不多可以说音义兼收,形神兼备——“颓”是精神上的状况,“荡”是行为上的表现,与原文又有语音上的关联。法国的颓废派和英国的唯美主义所产生的一些好作品,是与对十九世纪末某种精神状况的揭示紧密相关的,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放荡不羁。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过唯美——颓废的小团体,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是对“颓废”的形式的模仿,大多有形(“荡”)无神(“颓”),精神上的深切感受不足,也不怎么具备艺术上的功夫。
如果说《废都》写的是一个中年人的“颓废”经验和心境,其实是中肯的。贾平凹写庄之蝶这么一个名作家的日常生活,笔触很少伸到这个人的心灵深处,偶有指涉也赶快移开,似乎有意避免碰触;但越是躲避着,就越显出问题在那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小说的处理是非常成功的,它不写这个人精神上的问题,写的都是庸常的琐事,有心的读者却应该能够不时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精神上的茫然与危机。鹏鸣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创作的孤独与思想的堕落所展示与折射的就是一个关于文学创作颓废标志。但是,当这种文学的孤独与思想的堕落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实践当中时,却又必然的折射出作家在颓废中的觉悟与呐喊。
八、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性学说
小说写性,这是最引人争议的了,如果和这个人物的精神状态结合起来看,其实就没有多么难理解。十年之后,贾平凹和人聊天时说,《废都》写性,“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要适应社会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有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毁掉了。”(《十年一日说〈废都〉》,载《美文》,2003年4 月)这种“两性相悦”,就是精神上的茫然和危机的一个出口吧,后来证明这个出口并不就连着一条出路。
这里被认为是“大肆描写”、“过度渲染”的性,其实是可怜的性,是在现实的重重包围中偷偷摸摸的“两性相悦”,这个“悦”,差不多是庄之蝶精神上的救命稻草,他在日常生活的无聊和苦恼中,几乎找不到什么“相悦”的时候。庄之蝶的“颓废”,是在社会的围困中偷偷摸摸的“颓废”,这不仅是说外在行为上的“偷”情,而且更是说他精神上的痛苦处于黑暗的、不见人的状态中。《废都》性爱描写的大胆和直露,不仅在新时期,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不厌其烦地详述每次性行为的过程,从正常的性交到变态的口交都有。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阅读包括社会接受无疑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挑战。
围绕作家庄之蝶,贾平凹设置了三条故事情节线索:主线是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和牛月清的性关系;一条副线是庄之蝶与市府、《西京》杂志编辑部、三大名人和孟云房等利益关系;还有一条副线是庄之蝶与赵京五、洪江和黄厂长的金钱关系。如此这般,这与《金瓶梅》的情节线索正好一一对应起来:在《金瓶梅》中,贯穿全书始终的三条线索也分别是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等许多女性的性关系的主线,以及西门庆贿赂官府和开铺子做生意这两条副线。它们情节线的安排,彼此如出一辙。
其次,更有甚者,是《废都》中有些性爱情节、细节和场面,简直就是《金瓶梅》有关段落的复制。如在《金瓶梅》的“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中,西门庆在潘金莲的“生我之门与死我之户”中泡李子,被《废都》,移到了庄之蝶与柳月身上;西门庆让潘金莲等女性为其品玉,庄之蝶叫唐宛儿床上吹萧。
再次,庄之蝶“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放纵生活,反映知识分子世纪末的颓废情绪……
有人说,很多读者购买《废都》,就是冲着“性”而来的。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作者。说明经过长期的精神禁锢,人们多么渴望得到“性”的满足,那怕仅仅只是字面上的感官满足。
鹏鸣在评论中坦诚指出:我佩服贾平凹冲出禁区的勇气,他敢还原人的真性情。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1939年)曾经创作过一部关于性学的分析作品《性学三论》,该书主要研究人类性欲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是弗洛伊德继《梦的解析》之后对人性探讨中最富创见和最永恒的贡献之一。弗洛伊德透过精神分析的技巧,运用治疗病人的实际资料,对性的问题作了一番有系统的分析、研究,并阐明了他的性学学说。他把性的问题分为性的对象、性的目的、性的表现方法等几个方向来探讨,大胆开辟了性研究的新领域,并且强调在学校加强儿童性知识、性观念的教育,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精辟见解。
但是 文学中的性爱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并不是关于性学的工具书或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性与美并非绝对对立。青年美学家潘知常指出:“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这可以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得到解释。就进化规律而言,个体的生存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它通过否定自己来肯定种族的延续。美感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由大自然专设的奖励机制或曰诱惑,目的一旦达到,大自然就把这美感无情地收回,就像人一旦吃饱,进食的快感也就没有了……因此,承认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正当地位,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功绩。而且人们还会有意识地利用‘性’,去消解传统的美。”潘知常此述是很有道理的。以大家熟知的麦当娜的裸舞为例,它就具有这样反传统的意义。1992年10月,她的《性·幻想·写真集》与唱片专辑《性爱宝典》同步发行。这天是星期二,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年听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一样震惊。麦当娜也自称:她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人们对性的错误态度。还自称自己是一个性革命者,只有脱光衣服才感到自在。我们可以把她的初衷理解为对当代虚伪的审美文化现状的反叛。
《废都》中的性描写自不可与麦当娜的作法简单相提并论,但就性与美、性的生理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关系问题上,彼此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共通的经验教训。如写庄之蝶对女人小脚的欣赏:“庄之蝶……看那脚时,见小巧玲戏,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类似的对女性肉体乃至生殖器欣赏、把玩的文字描写之大胆且细腻,堪称入木三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青年评论家蔡翔富有见解地将《废都》中的性爱描写,称之为知识精英开始“退出”了自我先锋的“角色规定”,“而复活了种种有关文人的传统记忆”。我们有理由把这种精彩细腻的笔触称之为人类本真的“精神还俗”。
九、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灾难说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说:“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这里要补充的是,此时的贾平凹还经历着婚变。短时的生活聚积了那么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态和情绪上的幻灭颓唐就可想而知。投射到作品中,也就有了上述所说的精神之“废”。
通常,灾难是指自然的或人为的严重损害,灾祸造成的苦难。灾难按照起因分类有人为灾难或自然灾难,两者往往互相渗透,有时很难区分开来。大部分自然带来的灾难是非人力可抗拒的,只能通过预防和抗灾来减轻损失。人为灾难是人类疏忽或者蓄意造成的,大部分是可以预防和制止的。灾难根据原因、发生部位和发生机理划分有地质灾难、生物灾难和气象灾难、战争灾难等。但是,贾平凹在《废都》创作过程中的灾难体验,不仅仅在于故事中群体人物的灾难体验,也是贾平凹自身灾难性的生活体验及其精神体验。鹏鸣在文学评论中,将作家个人的灾难性体验与故事主人公的共同灾难点体验融为一体,既分析研究了贾平凹的文学精神也显示了贾平凹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批评的人生哲学。
十、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虚无论证
《废都》的“颓废”就和法国英国的颓废派及其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模仿者区别开来了:那样的“颓废”是公开的“颓废”,不仅以公开的“颓废”精神,而且以公开的“颓废”行为,来反抗现实,挑战世俗,并且大胆地把“颓废”化为个人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独特形式。在感觉上,这样的“颓废”是青年人的“颓废”,坦荡,单纯,没有功利算计,不用小心翼翼。
庄之蝶是“一心要适应社会到底未能适应”的,他虽然有精神上的苦恼,但他没有想过要站到这个社会和现实的对立面上,说到底,他就是这个社会和世俗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普通的部分,他是这个社会和世俗中家喻户晓的名人。他其实特别重视这个社会和世俗,特别在意他在其中的位置。他精神上的茫然和危机,也许沾到“虚无”的边了,他有时会有“虚无”的情绪,但他其实是说不大上多么“虚无”的,因而他的“颓废”也就不是彻底的、义无返顾的。没有彻底的“虚无”,没有彻底的“颓废”,面对精神的困境和现实中的困境,有的就多是伤感和自怜了。再加上他又是文人,又是名人,身份意识又重,自己就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确实,对于伤感和自怜,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有点不够节制。
这个人物精神上的不彻底,却可能使得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现实更真实。这个现实,指的就是束缚包围着他的现实,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经历诸多世事磨难之后的中年人的现实。生命的河流流到中年这个阶段,怕是已经有些污浊了,因为有了那么多现实的因素加入进来;但也浑厚了,同样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现实因素加入进来。
虚无在某方面可以理解为零,也可以理解为无限,因为虚无包容一切,
我们从鹏鸣的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他非常系统的阐述了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虚无元素。这是 鹏鸣从道家原理解析贾平凹作品的另一种突破。虚无其是一个个事物的二面,不是同义词而是二个极端,虚是极大,无是极小,虚无讲的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二个极端。虚无是宇宙终始之外的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属性的超时空,超物质的绝对存在。虚无是宇宙万象之源泉,万物之归宿。虚无是“空”。道教隐宗妙真道认为,无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字,而是无为,无形,无己、无名等总多与道教“无”字有关概念的体现,而虚是指若有若无,恍兮惚兮,杳冥玄妙的道炁状态,是有的载体。虚无是人类意识无法穿透和无法触摸的一种无知觉状态,它常常借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唯心主义和一切迷信因虚无而必然存在。虚无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存在的一种绝对存在。同时,它是为了否定绝对存在的存在。因此,虚无本身是矛盾的。虚无是人类认知的至高点,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够破译它,它的存在超越了人的意识极限。一切宇宙的秘密皆由虚无而产生,皆因虚无而闭锁。虚无是宇宙中唯一一种不需要证明其存在而存在的一种存在。有了它,宇宙中的一切存在才具有存在的充足理由。世界上,只有虚无是不需要理由而存在并且存在于因果律之外的存在。虚无是人类想象和幻想的真空,精神的理想王国,信仰的最高归宿,鬼神的快乐家园。虚无是人类思想的终极追寻和终极思考,整个宇宙的存在对它而言都微不足道。 相对的,虚无对人类而言也微不足道,这是由它自身的不可及性所决定的。
十一、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文化层面
1993年的贾平凹应对时代潮流,他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历史无意识,但他显然是过分看重了时代的期待而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废都》讲的是在西京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颓废故事。从题材上看,似乎没有太特别之处。然而,通读全书,我们便会发现,在这颓废故事的背后蕴含寄托了作者怎样的精神之“废”和深刻的文化失望。
《废都》的“废”是形容词,作“颓废”解当不会有大错;“都”即都城,也就是小说中所说的“西京”。
在《废都》中,贾平凹写出了一部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采用了中国古典的草灰蛇线手法,而融入了西方的意识流和精神气质,中西合璧。《废都》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作者以主人公庄之蝶为中心巧妙地组织人物关系,围绕着庄之蝶的四位女性——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她们分别是不同经历、不同层次的女性,每个人的际遇、心理都展示着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
刘心武认为贾平凹创作《废都》有三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贾平凹在心理上、精神上面对的难题太多,只有寻找明清的那种很成熟的文化资源,求得一种解脱。第二,是他所在的西安这个城市确实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名人效应。第三,小说所写的那些什么市长儿子、那些女人见到文化名人非常崇拜,这种情况在北京不可能出现,也很难想象,但在西安却是真实的。于是,这就造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傲岸和痛苦。而这种傲岸和痛苦,也只有在那个氛围中才有施展的可能。
刘心武的分析颇有道理,它为我们如何正确读解《废都》提供了某些启示。《废都》这部书,从总的来看,就是写出了文人在这种背景下的自我迷失,他们“废”的尴尬处境。
十二、关于鹏鸣文学评论中的比较文学元素
有人说《废都》是现代版《金瓶梅》,此语不差。《废都》出版于1993年6月,同年在《十月》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刊登和连载。出版前,它就被一些小报“广而告之”地宣称为“当代的《金瓶梅》”。
西门庆的正房夫人是《废都》中庄之蝶夫人的原型:大度,敦厚,少妒,半老徐娘,余韵依然,却风情不再;而且两人均多年无子。
《废都》中有一个风骚多情,不安于命运的唐婉儿。她红杏出墙,最终抛弃丈夫和儿子,跟人私奔到“废都”,又一见庄之蝶而再堕情网,很快就苟合成双。她万般风情抛撒无遗,正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但从性情上讲,她又显得柔弱,平和,不像潘金莲那样泼味十足,更像《金瓶梅》中李瓶儿的性情,名子也颇似,又都曾是有夫之妇。所以,唐婉儿是“金”与“瓶”两个人物揉合而来。《金瓶梅》中有一个丫头叫春梅,原本地位低微,因为西门庆的贪欲而恩承甘露,身份就有了一些不同,于是心性也高了,胆气也壮了,有时就不太听从几个主子夫人的使唤,最终被迫嫁给一个年老的官作妾。
《废都》也安排了一个从穷乡僻壤来的小保姆柳月。庄之蝶如同西门庆一样,吃着勺里的,抱着碗里的,捞着锅里的;与唐婉儿鹊桥暗渡,看着家中的小保姆鲜嫩丰满,充溢着青春活力,仍不免心热眼馋。一次在家里与唐婉儿偷情被柳月撞上,他一不做,二不休,趁势把柳月也占有;对唐婉儿他谎称是为了封柳月之口,实则随了他早有的贪欲之心。但后来,柳月像春梅一样没有逃脱嫁出去的命运。不同的是,柳月嫁的是市长的儿子。因为是现代,不能让柳月做小妾,也不能让她的结局太过风光,于是让市长的儿子变作残废。
《金瓶梅》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步步穿过悠悠岁月,脱去古装着新装,走进《废都》,并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演绎出了一场现代《金瓶梅》。
《金瓶梅》虽为禁书,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敢轻看了它;有学者认为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甚至在《红楼梦》之上。所以,把《金瓶梅》作为借鉴实在是应该的。
对于明清文化,它是一个复合体文化。明清社会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思想上对人的情欲认知由‘禁锢’转到了‘放纵’。“在这一变化中,王阳明的心学起了重要的导引作用,伦理本体已由‘理’转至‘心’。由于‘心’的本体论地位的提升,被‘理’所禁锢的‘心猿’终于找到了突围的缺口,它不但如同脱缰的野马驰骋于广阔的草原之上难以驾驭,而且它不知所止的自我放任之特性,自会导致情欲泛滥、礼教崩坏。在这一背景下,《金瓶梅》应运而生,成为当之无愧的揭露社会伤疤的奇书。”
历史有时是相似的。《废都》的古典名著“韵味”不是表现在小说的行文结构和叙事模式上,而是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现象的真实揭示和对人类固有的一些人性因素的展现上。《金瓶梅》写一帮市井闲人整日饮酒调笑、纵情声色的生活,《废都》写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一批文化闲人在都市里过着类似的日子为始终。更为博大精深的《红楼梦》里,贾府上下男男女女,吃喝玩乐,勾心斗角,由盛而衰,演出了人间一幕幕悲喜剧,《废都》里西京城的人们也在社会转型期演出一出又一出悲喜剧、活闹剧。贯穿《红楼梦》全书的那种人生无常、色空观念,无名的孤独、悲凉,幻灭感,虚无意识,追求自由而不得等等精神内核,在庄之蝶的内心深处都得以深刻地体验, “我并不认为我仅是来写西安,觉得扩而大之,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中国在地球上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的心态也恰是中国人的心态。这样,我才在写作中定这个废都为西京城,旨在突破某一种限制而大而化之,来写中国人,来写一个世纪末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何西来认为小说的人物、语言等许多方面都能见出《红楼梦》、《金瓶梅》的影子”。
从上述《废都》与《金瓶梅》关系的辨析中我们不难得知:传统文化是很复杂的,它存在着难以言传的美丑是非交葛的混沌性。这种复杂和混沌内在地制约着历代文人的创作。一方面,它“曾经帮助知识分子对抗道学,为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内在的超越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中国纯文学的建立,并提供了自己的美学情致与艺术品格。”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以审美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的态度值得师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都》不废,而且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巨著,它必将会在岁月的长河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会像《金瓶梅》一样化“腐修”为“不朽”、为神奇,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神圣而又高贵的艺术殿堂。
结束语:
我们从以上鹏鸣文学评论中关于十一个方面贾平凹文学思想及其文学主张的分析,既可以看出贾平凹文学思想的学术性,代表性,也可以看出鹏鸣文学评论的学术性,先进性,深刻性,客观性。如果说,鹏鸣创作的《世界文学简论》有什么理论价值的话,那么这篇关于贾平凹文学思想,艺术风格,艺术价值概括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证明。
在我们对于鹏鸣所创作的《世界文学简论》作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时发现,他所采取的论述及纪录原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关于世界一系列文学事件,文学人物,文学现象,及其文学流派的图解机制,而是一个将文学人物,文学事件还原于客观与理性的立体过程。于鹏鸣所创作的《世界文学简论》,首先是人学,然后才是文学。一个文学家的创作原则,创作思想,创作灵感,创作源泉,创作动机,创作的目的,总是与他生活的社会时代息息相通,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一原则的把握,那么可以说,如此情形之下在关于文学家的相关评论中,所有的作家及其诗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渐冻人”而已。
2017 . 12 . 26 . 夜 . 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