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 类话题】谢邀。 和抄袭不是一码事。但是，转发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就报刊书和广电网等平台，从著作权、署名权、改编权、名誉权看，意义和结果也多有不同——新闻通稿多为公务写作，一稿多投，四处转发，天天都有，比比皆是，像水泼出去，一发不可收；文学创作，多为个体，属于知识产权之一，如若在互联网台机和手机自媒体上转发，一般不会涉及侵权，可是务必原汁原味原创准确署名，等于是帮原创作者扩大影响，提升作家作品在读者中的知名度。

自从1978年起，在短短几年里，伴随家严李又然的恢复政治名誉和生活待遇，他将近年的诗文多经整理修订，先后在《鸭绿江》《长春》《诗刊》《北方文学》《江城》《人民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文学史料》发表，多被《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作家文摘》《读者文摘》 。其中，主要是四篇文学回忆录《毛主席》《丁玲》《艾青》《古久里》被广为传播。《人民文学》月刊（1982年第7期·总第274期） 《毛主席》编后附记：

“作者为老作家、老同志。写得一手好散文。读完这篇回忆录就可以得到证实，作品意蕴深沉、情感诚挚、风格优美。它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为向广大读者推荐，特予 。”1981年5月30日，丁玲在（《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收入《丁玲全集》时改标题为《〈李又然散文集〉的序言》）文中说：“我过去，认为他的散文写得很好，这次重读50年代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安慰。”

李又然文学回忆录之一《毛主席》首次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后为向广大读者推荐，几十年不间断被转发——先后被收入（不完全统计）——

苏扬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程远主编的《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阿古拉泰主编的《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李兰颂主编的《哈尔滨日报·副刊长篇连载专栏》（1994年6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七版）《往事与人——李又然文学回忆录节选》中的一章；

守琰等人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

后一个版本改题为《脑子里总有毛泽东》。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于1995年5月22日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教委、教育厅、文教办（教卫委）、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局、团委，北京、天津市教育局等发出《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该书被列为高中组阅读书目。

在此之后，或被再版（也被收入）——

阿古拉泰主编的《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

于俊道主编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

以上，如此之多的入选转发（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没有一家通知过家属、寄送过样书、付给过稿酬；考虑到是传播伟大导师和革命真理，还能追究以及说些什么？这里，不妨再次转发一下：

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从没见过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的人1938年元旦后一天，到延安，住第一招待所。在外面，被认为是赤色分子，到家里，受最高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安，更急于上前方；或者先在延安工作一个时候再说。于是决定找毛主席。先去一封信，要求谈一次话。立即得到一封亲笔回信：“可以一谈”。时间要我和他的秘书李六如联系。去之前两三个夜睡不着，竭力压缩见面时要谈的话，最后只剩十来句。

去信之前，已经听过毛主席一次讲话。以为是激昂慷慨的，却原来是个书生，非常文静，而且十分有风趣，时常插句笑话，使听的人更轻松。那是一次动员文化人去前方的讲话，末了一句话：“也不是谁都去，我就不去。”台下哄堂大笑。

更早，陕北公学举行一个纪念会，我站在门外一条长桌的前面，毛主席从房里出来，见我站在那里，走到我面前，两手撑在长桌上，正要说话的时候，何思敬教授走来，远远就喊道：“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的？”毛主席没有回答。“进去吧”，对我说，“吃饭去”。

在餐桌上，毛主席给大家斟酒，夹菜，分馒头；自己只吃一点点菜，只喝一点点酒。不是不能多喝，怕喝多了人会困倦，不能回去工作。——毛主席总工作到深夜。

最早，边区政府招待文化人，毛主席立在大门旁边迎接。周扬介绍：“这是李又然同志。”主席握手，如此亲切，所以决定找他去。

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候，聂绀弩提议：“请毛主席讲话！”主席缓缓站起来：“同志们请吧，没有什么好吃的！”说了坐下。——这样的时候，主席如果非讲话不可，绝不多讲一句话。

我进去的时候，主席坐在藤椅上，很庄严。看我有点紧张，立即从藤椅上缩下些，坐得低一些，露出笑容。我刚坐上，有位秘书同志进来说：“洛甫同志打电话来，请你去开会。”洛甫同志就是张闻天，当时的总书记。我立即站起，准备就走。可是主席却亲切地、缓缓地说：“和同志谈话，不去了！”“我这么重要么？”我心里说，“因为和同志谈话，连中央的会都不去开了？”就算只是普通的会吧，也是中央的会呀！我很感动，于是坐在主席身旁，说：“毛主席⋯⋯”我刚开始喊了一声，只是声音有点激动，可是主席，立即把全部心力集中起来，这时候好像只有坐在他身边的一个我，听见我讲话是唯一重要的事了。于是我兴奋地讲下去，本来不预备讲的话也讲了，本来不想讲的话也讲了，本来没有想到的话也讲了⋯⋯倘若毛主席有一点点分心，或者向窗外看一下、听一下，我会立即停下来不再讲下去，但是主席始终全神贯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又一直集中下去的人，这是惊人的！终于我发现已经足足讲了两个钟头了，于是说：“毛主席，我讲得太多了，该走了！”这时候，毛主席说：“你两个问题，一个上前方，一个工作。前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还是先在延安工作吧。”于是我先进了边区政府的文化协会，主席叫丁玲介绍的。后来“文抗”成立，我就转入“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回到招待所，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舒畅极了。只是，总觉得太浪费主席的时间了，感到过意不去。

以后，与主席面对面单独长时间谈话还有五六次。

除了头两次而外，每次去，不用到传达室说一下，传达室的同志老远就喊道：“请上来，请上来，在里头，在里头！”

“中央解决！”一天，毛主席问我入过党没有，我说没有。随即讲旁的话了。回到住处，想起自己入过党的，怎么说没有呢，而且对毛主席！非常痛苦，一定要去解释清楚。

1928年夏天到里昂，不久加入法国共产党。用药水写过《赤光》——德法留学生共产党的机关刊。1929年暑假，与全体同志们（一共四个人）一起到巴黎。住两三个月，去比利时。一位瑞士同志和我联系，他常到鲁汶去看我。一天，他要我弄一张护照，以便使一位躲在比利时的华工同志去莫斯科。我将旧的护照拿到中国领事馆去换一张新的。这样，有了两张护照，可以分一张给华工同志。以前有人这样做的：旧的一张寄回国内做纪念。想不到领事馆出了事，只给我换一张新的，旧的不退还给我。比利时警察局要六个月之后才在新的护照上签字。我在比利时多住六个月不要紧，问题是那位华工同志后来不知怎么样了？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

巴黎中国支部几次来信要我回去，说有要紧的事需我去做。我等一满六个月就回去，这是我二次到巴黎。在比利时十一个月。

巴黎总共只有十个同国同志，我最小，最不世故。我把那九个人都看作同患难、共生死，最亲的，愿意跟随他们之后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想不到我一回到巴黎，他们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这一派向我痛骂那一派，那一派向我痛骂这一派，面都不见，成为仇人，会更不开了。支部名存实亡。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只有热情和牺牲精神，非常痛苦，竭力要调解，使他们重新和好。结果，我受到嘲笑。终于，我失望，对两边说：“你们闹吧！反正在法国做共产党员不会杀头，顶多被驱逐出境，所以闹吧！我快没有钱了，赶紧多读点书，回国去做党员！”——法国共产党的集会，我继续去参加。

后来知道，因为抢支部书记做才闹翻的。法国党给中国支部书记每月500法郎津贴。国内寄去的刊物也只到支部书记手里。骂来骂去各有各的理由，这是容易找到的，不说真的理由就行了。也有几个正派的，但也不卷入漩涡，两边都远开了。对于他们，我至今还怀念着。回国后出了一个叛徒，就是那个抢支部书记最凶的、闹得最厉害的！

支部名存实亡，直到后来，杨、李二同志到了巴黎，支部才又活动起来。

这时候，我受经济恐慌的打击。出国那年，一块银元换十二个法郎还多，很快，只能换五六个了，足足少了一半。同时，物价涨起来。我先拿书去卖。有一次，又拿了几本书出去，看见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就买了来，一边走路一边读。读完之后，才想起已经饿得很久了。这时候，我最用功。不再到大学听课，天天跑图书馆。我读了许多买不到的书。夜里，不吃晚饭，去看戏，我看了很多戏。

到了1932年上半年，更无法维持了，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次，一连饿了三个昼夜，什么都没有吃。躺在床上，只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底下没有底的。四周是无边的空虚。窗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感到就这样慢慢地在死去。

房东待我很好，几次送咖啡、牛奶和面包来，敲敲房门，要我去接。我手足都举不起来；即使举的起来也不去接，准备饿死。他们待我实在好，我欠他们房租达八个月之久，他们从没有冷冷地讨过，只偶尔温和地问问家里寄钱来了没有。他们还多次借钱给我吃饭去。他们不是有钱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她自己是一家大百货商店时装部的接待员。他们的小房子是分期付款造的。巴黎沦陷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一家大小不知怎样了？但愿还算平安吧！——这样善良的房东，不但法国没有第二个，不论哪个国家，也都没有的！

我万不得已，写信给罗曼·罗兰告急！先生立即寄钱来，还请他一位在巴黎的朋友急速来看我，就近照顾我。这位朋友是美学家，介绍很多美术界人士同我认识，他们有送钱给我的，有请我吃饭的。这样，罗曼·罗兰先生等人帮我过了难关。

家里本来不是怎样有钱，又遇到经济恐慌；再加一个误会，以为在法国进学校，像在上海一样，学费、膳宿费，开学时候交了，一学期不用再交。不知道在巴黎，进学校得自己租房间，每月付房租，每顿外面吃饭，自己付钱⋯⋯家里终于卖了地，寄钱来，我于1932年秋回国，在欧洲五个年头，四足年多些。在威尼斯下船。我玩了瑞士和意大利。我最喜欢威尼斯。意大利真是艺术的国家，连天空都是美的：亮亮的纯蓝色，飘着白云。

我在法国入过党，这我在延安公开说的。还有人劝我要求恢复党籍，这太长了，得从1928年算起。为什么回答毛主席却说没有呢？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认为自己入过党，就冲口而出了。虽然不是有意欺骗毛主席，我总非常后悔。一天，我冲到毛主席那里，说：

“毛主席，你上次问我入过党没有，我说没有，我入过党！”

毛主席刚起来，面对着墙，背朝着门，在刷牙。他慢慢地说：

“你忘记了！”

我大声地说：

“我没有忘记！”眼泪流下来。

毛主席一点都不怀疑我！过几天，说：“你入党！”

巴黎中国支部给我刺激太深了，我本来不想入党的，愿意永远跟党走。但是毛主席提出了，我就向机关提交入党申请书。支部要我改掉晏起的习惯，和人道主义。我夜里睡得晚，才晏起的。我是马列主义者，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我走上马列主义这条路，就是我的人道主义引导的；人道主义又是我马列主义的基础。这不是理论，这是亲身的经历。

一天，毛主席来看我们，谈起来我的党籍问题，说：“随他们不通过，中央解决！”于是介绍我同陈云同志去谈话。从黄昏一直谈到第二天天大亮。过几天，陈云同志说：“你无候补期，重新入党。”时间是1940年将近年底。但是当时我所在机关的领导，拖过了年，因之我的党龄从1941年1月11日算起。他为什么压了我一年呢？就因为我在军人大会上批评了他⋯⋯

“啊！盐我们有的是！”何思敬教授的儿子在保安保育院，因为奔跑，摔了一跤，膝盖上有一点点跌破。孩子病了。保育院不照顾他。几个小同学，用门板抬他到几十里外的医院。半路里滑下来，摔在地下。医生看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抬回去！”于是几十里地抬回来。保育院还是不照顾他！过几天，孩子夭折！小小的棺材都已运回延安，凄清地放在路旁，保育院告诉孩子夭折的信还没有到！何教授久久地低着头坐在一只矮凳上，写了一首诗，痛哭儿子的夭折。何师母呢？眼泪干了！只会“嗐、嗐”大声地干号，几乎疯了！我万分气愤，立即写信给毛主席。立即得到回信，要我先慰问何思敬教授夫妇，说他马上就会找他们。第二天，毛主席特地起早，找他们去，劝解他们，安慰他们，整整一天。刚好艾青在那里，说毛主席非常忧虑，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上不断划着划着，走来走去，背越来越弓。我们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我们，我们没有治败血症的特效药。那做父亲的说：“打盐水针可以救急。”“啊！”毛主席的背立即挺直，“盐我们有的是！”他们不想吃饭，毛主席劝他们为了更小的孩子，勉强吃一点。

第二天，毛主席把保育院院长和那个医生找来，严厉地申斥他们，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是官僚主义者，以孩子的生命为儿戏，随他夭折，是严重的犯罪。

那孩子叫伯仁。“‘我虽不杀伯仁’，”林老说，“‘伯仁由我而死’！”虽只引用一句古文，也可见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把不是自己的责任也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我们保护心脏，不使它受伤，永远健康，为什么？我们赞美好的，不得已而惩罚犯罪的，为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子孙后代。

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去毛主席无比重视人的价值。“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人，首先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人民大众；再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人。这里谈一谈毛主席对个人的关切到什么程度。

一位同志长期受极大冤屈，完全失望，非常痛苦，只差自杀。最后，决定找毛主席。主席集中全部心力（他总这样待人的）倾听他诉说，相信他完全受冤屈，绝对同情他，竭力安慰他。他“半死的进去，活着出来！”这是陈云同志在讲“干部政策”时说的。

这是去找他的，没有找他的呢，他也安慰！

陕甘宁边区开第一次文代大会，一天，请王明讲话。他表扬鲁艺音乐系，把音乐系的教员一个个都提了，独独漏掉向隅，也是音乐系教员。刚好好多中央同志都在，音乐系的学员们也都在旁听。这是一个荣誉问题，提了不算什么，漏掉是耻辱。趁休息的机会，向隅跑到一个暗角落里，低头坐着，无地自容，也半死了！他的妻子唐咏梅紧跟在他背后，流着泪。好多同志也都跟过去围着他，想安慰他，但能说什么呢？能说王明错吗？只能心里同情着。

第二天，请毛主席讲话。他一点也不知道头天发生这么一件事。但是当他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之后，立即就问：“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还离开讲桌，走到台沿，俯下身来，手搭凉棚，向全会场前后左右仔细寻找。大家齐声说：“来了！来了！”有人还大声高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主席这才宽慰地走回讲桌，继续讲下去。

主席思虑的问题是多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多的，他不可能总在念着某一个人。但是一到必要的时候，他立刻想起即使还不熟悉的人来。当时毛主席还不熟悉向隅。这是一个优秀的救亡青年，并没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过。主席只听报幕的女孩子说是向隅⋯⋯听过他手风琴独奏，留下了印象。而因为一句成语，就立即想起他来，像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总在心里念着似的。

这样，主席纠正了一个疏忽，医治了一对心受伤害的夫妻，使大家多么快乐啊！这是偶然的。但分析到最后，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来，因为地下深处本来有水。主席记忆力特别强，联想力又特别丰富而迅速，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总在关心人！

向隅同志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永垂不朽！他一定（一定呀！）直到最后还一息还是深深感激主席的！

谢老觉哉在一篇随笔中，偶然无意识地、完全无心地提起一点点生活难这样的意思，读的人都疏忽，因为只轻轻一笔带过：毛主席一发觉，立刻去照顾！

没有透露什么，一点也没有提起生活的呢？也深深关切。一天，写信来，说：“又然同志，你身体不好，生活又苦，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我回信都没有写。怎样写呢？说毛主席，谢谢你么？这是普通的客套。说我要这要那？革命是给不是拿。但在心里，一直感动着、感激着。真是难忘呀！

一位年轻战士，住在医院里，渴望死之前能见一次毛主席就好了。毛主席一知道，立即推开工作，骑马远远去看他，竭力安慰他，要他安心养伤，会好的。这位战士，终于死去，但他是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的。

沉默与重复有人讲课完全照他的文章讲，这文章早已发表，听课的人也早已读过。那又何苦还要讲呢？众多听讲的人还不如下棋、钓鱼、看闲书好呢！可能针对这讲法，一天，毛主席温和地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毛主席没有指名，也没有说更不要照讲义讲，这是不使人难堪。他自己讲话总恰到好处，该长就长，该短就短，该不讲的什么都不讲，该重复的重复，而每次重复，总有新的意境、新的讲法⋯⋯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文艺座谈会”上做结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越讲越有神采。而有一次散会的时候，白朗提议：“请毛主席讲时事！”毛主席只简短地讲了几句：“鸡不要杀，会还是开，搬到山沟沟里也去开。这就是时事。”那时胡宗南要进攻边区，毛主席早已说过雷声大、雨点小。有孩子的母亲养鸡下蛋喂孩子吃，有杀鸡的，所以毛主席说：“鸡不要杀。”——敌人总不违反毛主席的心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自己高，看人也高！ 鲁迅有他自己战斗的一生，有他自己辉煌的业绩。但是毛主席对他那样高（这高是最正确）的评价，他就更为万世所景仰。

白求恩只见过一次毛主席，而且是通过翻译谈话的，最好的翻译也会使原话逊色。但是毛主席一眼就看出这位异国同志人格的伟大⋯⋯。后来我们的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职”，毛主席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大的形象，从此白求恩是世界的白求恩，不只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

上山烧炭，是普通的劳动，因烧炭而牺牲是普通的事故，在有些人都不算什么，不过死一个人而已。于是炭火照样生得旺旺的，搁脚在炭盆的边沿，悠然自得，睡着了，烧焦棉鞋和棉裤，反正明年可以再领。炭呢，总有人上山去烧，顶多再烧死一个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在毛主席，这人是战士，他是为别人取暖而牺牲的，他的死“重于泰山”。于是以沉痛的心情写文章纪念。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愚公更只是古代神话中的一个老人，但是一经毛主席“古为今用”，于是出现了无数的愚公——有男的、女的，有老的、少的，都在“挖山不止”，改变自然面貌、建设祖国。

“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一天，又去看毛主席，说不清为什么事情而去的了，总之不是为了文艺问题而去的。毛主席站在窑洞中间，很高兴。谈话中，我提一句：“毛主席，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主席一听，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背弓起来。好容易一步一步走到书桌面前，两手撑在书桌上，头低着。脸上越来越忧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一声不响。我跟过去。站在主席右边，窗子对面。隔了很久，主席气愤地说：“怎末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我说。停了一会，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毛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我不知道主席什么时候离开书桌坐下来，或躺下来的。

过了几天，主席就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头一个是丁玲。丁玲谈了，要她找艾青。艾青谈了，要他找萧军。萧军谈了，要他找舒群。舒群谈了，要他找罗烽⋯⋯这样一个一个地谈，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主席只是听着，自己不说什么。

又过若干时日，就开文艺座谈会了。

大家要主席把讲稿发表，主席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讲的比写的更亲切得多。

有人以为我自以为文艺座谈会是我引起的，这是一种误会，我没有说过这话，也一点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就算我多少起了点引起的意思吧，也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开这个会了。“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这样意思的话，我对别人也说过，却引不起注意。一般人都只听上级的话，那要毛主席听谁的呢？“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者是谁，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谁是听的人。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了效果就不同，可以千差万别的。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于他吸收各方面的影响。

“将来！”有一次，我对主席说过一个受压抑的人，说用他就信任他，不信任他就不用他，现在又不信任他又用他，叫他怎样安心工作呢？⋯⋯听说他过去犯过错误⋯⋯

还没等我说完，毛主席就说：

——过去错了，现在不错嘛？

紧接着，毛主席更激动地说：

——现在错了，将来不错嘛！

过去有现在，现在改正过去的；现在有将来，将来改正现在的！啊！这将来啊！

“香港或莫斯科随你欢喜！”一天，毛主席又去看我们，我把他带到丁玲那里，再把在家的同志——萧军夫妇、艾青等找拢来。我坐在主席对面，主席问我：“最近身体怎样？”接着又问：“要不要到莫斯科去养病？或者香港，不过那边可能发生战争。”最后说：“香港或莫斯科随你喜欢。还是到莫斯科去吧！”我说：“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指延安。莫斯科是两次在巴黎的时候就想去的，香港我也很喜欢。为什么都不去呢？主要因为好些同志身体比我更差，有的身上还带着子弹——敌人打进的，却都带病在为党工作。

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找我，我马上到他跟前：“毛主席，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毛主席说，“你这个人能谈心，找你来谈谈。”

“⋯⋯要去鼓励鼓励！”有人问主席，看过的戏为什么还去看？

“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要去鼓励鼓励！”

每有晚会，主席总先到，坐在木头上，吸着烟，沉思着什么——毛主席总是在沉思的。

有一次，戏散了，人走完了，毛主席还留在那里。装汽灯的同志从梯子上往下说：“同志，请你把汽灯接一下！”一看是毛主席。他也许又因为思索着什么，忘记回去了；或者见还有同志留着，就也留着。

冼星海问：“毛主席，《黄河大合唱》怎样？”

“百听不厌！”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脑子里不管想什么总有毛主席！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了！

我还有很多好写的，但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到此为止！

永远怀念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