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不少东西，被歪曲的很厉害，如其《南腔北调集》中的一些文章。关于这本小书，鲁迅本人有一句最为耐人寻味的话语。你要是没看到，你就很容易误解这本小书中的一些文章。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谈到不久前出版的这本小书，鲁迅意味深长的感叹，“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红背心本是民国时期上海环卫工人的工作制服，拿到鲁迅的句子中，却被一语双关的用上了。

文章尚且遭遇误解，诗就更是如此。

诗本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在鲁迅当初写诗的时候，如何会去迎合几十年后的某种大众化的目的与意图呢？可是你看鲁迅的诗，在权威人物的解读下，马上就有了某种大众化的价值。也正是出于某种大众化的目的与意图，鲁迅的诗，被歪曲的很过分。权威解读，因其对于某种必要曲解之的意愿的符合而流毒甚广，这极大的妨碍了公众对于鲁迅作为一个诗人的理解。

尤其是这一首：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对此诗的权威解读，来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所谓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理解，可是有的解读，明显的断章取义，综合全篇，立马给人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

如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后面紧跟而来的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又如何解释呢？难不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就是如此这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岂不是“脱离组织”？岂不是“自绝于人民”？

我认为：毛泽东从未通读此诗全篇，或许只是从别人那听说过这么一个诗句，亦或许，听说与阅读过全篇，却只是深刻的记下了这一句而遗忘了同一首诗中其他的诗句。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诗人，对诗的误解，不可能达到这种堪称“瞎说”的程度。至于后来的大众化的理解，也就以此为无人敢于反对的权威定论而谬种流传了。

固然，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言，毛泽东此事是做对了，可是从诗词本义而言，此番解读，却不够忠实。对此，我只能作如是理解：当一个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热诚，远远超越其对于诗词的热诚，难免在两种程度不一的热诚之间，会产生某种公开化的矛盾。

我来谈谈我的理解。大家可以比较下。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卦辞》上说：“华盖星甲木，阳木，主孤高，有科名、文章、威仪，入命身宫，宜僧道不宜凡俗。”鲁迅《华盖集·题记》：“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的。”运交华盖欲何求，说的显然是当时投靠共产党之事。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代表党的潘汉年。鲁迅和冯雪峰创办的《萌芽》杂志，在“左联”成立以后，就成为了“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左联”，不过革命时期的文联而已，可视为文联的前身。而作为其领袖与旗帜的鲁迅，视为“前文联主席”亦无不可。然而，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正遭遇一次次的围剿，境遇险恶，根本看不到多大的掌握全国政权的希望。就连当时的林彪，也觉得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表露其悲观并就其观点致信毛泽东。其所得到的公开回信，就是毛选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投靠这种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的小党派，说是运交华盖，未尝不可。未敢翻身已碰头，说的是已经因此遭遇人身威胁。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破帽遮颜过闹市，说的是因为投靠共产党，已经闹得处境危险。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闹市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不得不时刻提防国民党的眼线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举报。载酒泛中流，本来是一种极高的人生享乐的境界，可惜却是在漏船上如此，只能算是苦中求乐，实在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千夫指，说的是因为自己与许广平同居生子而遭遇的境况，包括其亲弟弟周作人在内的许多人，难以认同鲁迅这种“多妻”的行为，作为公众人物却“多妻”，在民国的文化氛围下，说是千夫指，其实是不过分的。然而鲁迅自己对此不以为然，所以要“横眉冷对”。这是谈过事业上的挫折，再来絮叨絮叨感情上的与生活上的挫折的典型手法，来一个全面的人生感叹，古已有之。事业上的挫折，感情上的与生活上的挫折，之所以能够串联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烦恼的源头：人心复杂的社会。俯首甘为孺子牛，说的是周海婴三岁了，晚年得子，这种父子相处的天伦之乐。让儿子骑在背上，却其乐融融、温馨无比。正应了鲁迅的另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要理解此句，可先去读读向子期《思旧赋》，因为此诗其实是向子期《思旧赋》的互文性作品，其原文如下：

“余与嵇康 、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鲁迅本人对此的理解，见于《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此文是鲁迅于1933年为纪念牺牲在龙华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李求实）、冯铿而作。就向子期《思旧赋》，原文如是：

“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在此文中，还载有另一首被广泛误解的诗作。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城头变幻大王旗。”——对此如何理解？说的其实是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变动。

“城头变幻大王旗”跟“梦里依稀慈母泪”，有何联系？“城头变幻大王旗”，也就是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变动，其实是有阴谋的，是要压服或消灭抗议者、反对派的，是要沾染血腥的。而作为阴谋的牺牲品的结果，便是：“梦里依稀慈母泪”了。

历史背景是破解许多诗词真正含义的关键。

这两首诗，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作为鲁迅好友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对派的柔石，与其另外二十三位反对派一起，在历史上有名的“龙华惨案”中，被恶毒的借刀杀害了。党史上，何时容得下反对派？尤其是在高层变动的关键时刻。正所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对此，与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共众多高层有着密切交往且世事洞明的鲁迅，岂能不知？

正所谓：“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鲁迅于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的信）

鲁迅因此而萌生的退隐之意，在其《自选集》自序中，已经明白表露：“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在这首诗中，同样表露无遗，却显得更为真诚，也带上了更多的感情色彩。

后来的行为也确表明如此。

1935年8月，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巨大反对声浪中粉墨登场、高调亮相的王明，不顾作为当时“左联”领袖与旗帜的鲁迅的抗议，再三授意，令其解散。

试想，如果“左联”工作的很好，体现了其应有的价值，为什么要解散呢？名字不好，换个名字就是了嘛！而鲁迅执意保留最后已名存实亡的“左联”，或不过出于纪念“左联五烈士”之意，这就更是让王明难以容忍了。

此后，当他们再弄什么“文艺家协会”的时候，鲁迅背上“破坏国家大计”的骂名，也再不肯加入这所谓“文艺家协会”了。

“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如是感叹。柔石固然不是巧人，左联五烈士，也不是巧人，还有龙华惨案中牺牲的其余十九名烈士，也不是巧人，他们明明集体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却背上反党之名，被时任中共高层的王明评论为：“咎由自取！”

智力上，鲁迅可胜任为巧人，却厌恶于此，或厌倦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