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观念在商代更多地表现为“重孝”和“任贤”。卜辞中

的“孝”字跟“考”字和“老”字通解，都有“奉先思孝”之意。

另外，“教”也与“孝”有关，商时政教合一，行政即所以施教，所

以施教以“孝”也就可达某种行政上的目的。商人重孝的目的有二:

一是如果子女对父母施行孝道并追宗记祖，那么人的祖先概念就不致

遗忘或模糊，由于孝的行为可引起对祖先情感的深刻化，从而使血统

关系就可以维系永久。

  二是如果统治者对父母祖先相率以孝，那么社

会风气就会道德淳朴，无人作乱，他们给种族奴隶作出重孝的榜样，

也就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以伦理感动达到社会治化，这就

是殷人尊天地鬼神而以孝为教的用意。

关于能否“任贤”，也是道德的重要表征。

  商汤任用伊尹方成大 业，君臣相得益彰。“得”与“德”在甲骨文中通解，含有得义、得 体之意。故贤明之人一般能顺应历史潮流，任贤也就体现出明德。 《墨子•尚贤》谓：“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臣。汤得之举 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尹在商初发挥了重要作 用，使商朝有了一个好的幵端，故得到世人称颂，而商汤也就具有大 德。

  武丁中兴也是靠大力选拔人才方得以成功，他任命傅说为相就是 大胆创举，同时他还善于广泛听取臣属的见解。正因如此，“武丁修 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可见所谓“德”即倡行天道，顺从 民意，商代“重孝”“任贤”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德治和礼治总是不可相分的，殷人从建国之初就已倡导“德治” 和“礼治”，就以“德”和“礼”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中心骨干。

  商 代的“礼”和“德”更多地具有宗教意味，人间似乎是神鬼的乐园。 因而“礼”多从外在形态上表示对鬼神的敬意，而“德”则更多地 从内心修养上要求对鬼神的虔诚。当然，这也许是出于当时人认识的 浅薄，也许是统治手段的需要，这总令人想起宗教的本质。但通过对 神鬼的崇拜，借神鬼的威慑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使人不敢放纵自己的 言行，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有效措施。

  因为人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 还不敢与鬼神作对。但从商人崇神祀鬼的行为中，多少也可看到一些 悲天悯人的信息。随着人的觉醒程度，对“天”的敬畏也就逐渐转向 对“人”的思考。

周人从思想意识角度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他们在崇拜 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德”的因素。

  在他们看来，夏、商的兴起，是 由于他们的先主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他们的后王废德。“皇 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正是因为祖先能够“积德 兴义”、“明德慎罚”。那么“德”从何而来？周人认为，德主要从民 那里体现出来，即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因而民心向背是 惟一根本。

  “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所谓保民，当然就不能像商纣王 那样一味酷虐，草菅人命，而应像周文王那样秉文经德，恭奉天命。

西周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显著的特点就是道德观念更加浓厚，从 “文、武、康、昭、穆、恭、懿、孝”等谥号来看，就都赋予道德含 义，其评判标准不言自明。

  在这一方面，周公提出了个人德行至高的 典范，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而这四王中最圣明的又是周文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

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周公推崇文王为后王学习的榜样，所以要求周王从自身做起，以“保

民”、“惠民”外得于人，以“敬忌”“无淫”内得于己，惟有如此，

方能奉天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