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件事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类似个案时有发生？为什么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为什么原本由全社会担负的自救成本，却要由一位孤苦无告的农民承担？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放弃“以暴易报”的思维前，人们在张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诸自身的暴力。为证明自身清白(得的是职业病而非普通的传染病)而“开胸验肺”，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残”？        还有一点，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如有医生指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这就说明，在切身利益面前，企业良心靠不住。       最后一点，中华全国总工会宣称一直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积极开展群众性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及时掌握职业危害情况和职业病患者治疗及生活状况，提出改进建议和对策。但是为什么还会有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呢？难道仅仅是没有大力宣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