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分析历史人物的文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