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乃鸿篇巨制，彭宇只是一个标点

　　痴山

　　随着6月15日，最高法官微转发人民法院报文章《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彭宇案，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可处在变革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清楚，对于扶不扶，对于好人被讹，其根本原因是价值观变了，人的思想变了；社会变了，人心变了。具体表现，整个社会，这类事件太多，彭宇无论是撞人的人，还是扶人被讹的人，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屡屡出现的“好人被讹”事件。

　　早在2010年拆迁方兴未艾之时，就事实说事实，曾撰拙作《尔虞我诈看拆迁》，从拆迁类比到扶不扶、见义勇为或见义不为方面，客观而论，随着时代变革，社会伦理更趋于实用，人们意识更注重金钱，利己自私，已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和龌龊。开车撞人了，一走了之，肯定比停下来处理，更有利于撞人的人。只是当下电子眼密布，肇事逃逸，肯定不如勇于承担责任更为有利。即便如此，肇事逃逸者，也并未绝迹。

　　说到局外人，路人甲或路人乙，对被撞者扶不扶的问题。当下社会，绝大多数底层百姓生存逼仄疲于奔命。打工者，迟到等于交罚钱甚至砸饭碗；自己创业的，抢时间就是抢金钱。何况当下机动车电动车满街都是，其中不乏胡开乱开的老手，也不乏手忙脚乱的新手。说事故频发，当不为过。只要伸手扶一个与已不相干的人，耽误时间搭钱不说，谁又能保证不出现“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之疑问。

　　关于“扶不扶”问题，说到底，是金钱至上利己自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必然体现或表现。价值观变了，社会伦理变了，人心变了。要斗私批修的规范，早为自私自利的伦理所取代。蜕变是一篇鸿篇巨制，彭宇案，最多不过是一个标点。即使雷锋活过来，又能怎么样呢？人随王法草随风。时代都这样了。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

　　2017/6/17鲁南

　　附拙作《尔虞我诈看拆迁》

　　尔虞我诈看拆迁

　　痴 山

　　2009年岁末年尾，两名弱女子把拆迁话题再次推进人们的视野。一是上海女子潘蓉，这名43岁的上海女子为保护祖产，将自制的燃烧瓶掷向咄咄逼近的挖掘机；另一名是47岁的成都唐福珍，当挖掘机长臂伸向她家时，三次自浇汽油自焚。弱女子要钱不要命的行为，再次引发新闻的宣传，也发起了笔者的思考。

　　拆迁，作为经济建设中旧城改造，旧村改造中的必经程序。无论是什么制度下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当都难避免。只是如中国这样当官掌权的借拆迁大发横财，开发商借开发一夜暴富，普通百姓为了多赔偿几个钱搅尽脑汗费尽心计。恐怕这又只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下才会一枝独秀！！！

　　生命的代价引发了社会的震撼，法律体制机制层面的分析的文章可谓处处可见，但从意识形态精神道德层面分析的文章，实在极少极少。作为生存在基层的百姓，耳闻目睹形形色色拆迁与被拆迁现实版闹剧，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意识方面反复思索，写就这篇文章。

　　三十年漫长历程，政治上屈膝拜金的意识形态搅起社会无数阵疼，金钱至上观念扎根大多数人心灵深处。致使相当多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形成极端利已主义指导思想，一些优秀公共道德意识日渐失落。有官必有腐败，有商多有商业贿赂和权钱交易的现实，又让中国经济发展处处弥漫着腐朽和黑暗。此种现实环境和处于指导地位的思想道德，反映在拆迁领域也就形成了处处不择手段为钱打算盘，个个处心极虑为钱动心眼，人人尔虞我诈多弄钱的悲哀现状。

　　只有注意你周围现实，你就一定能发现。几乎所有分管土地和拆迁的官们都风光无限。而事实更证明，几乎所有的拆迁都伴着当官和开发商的无耻勾结，衍生着天文数字的商业贿赂。根据披露出来的案件：一处拆迁收受贿赂百万元以上案例实不鲜见。而当官的拿了开发商的钱，充当开商发的狗腿子和打手也就丝毫没有悬念。而所谓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搁在一起，在中国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形同废话纸的现实里，实在是一张遮羞布而已。

　　听一位业内人士说，某市一开发商拆迁，前有黑社会开道，后有大批公安出警护驾，数辆挖掘机虎视眈眈，开发商越野车内堆着数箱现金。拆迁过程中，开发商一口价，答应，立马点钱立马拆！不答应，挖掘机上前连挖带推，砸个稀巴烂；如果有人敢反抗，那黑社会棍棒齐上，事再闹大了，公安干警群起攻之，拆迁过程中，即使死了人，除了给点钱外，就定你个暴力抗法罪，保证你告一辈子都难打赢官司！！！

　　说到普通百姓，苦干半生才有的蜗居，那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啊！明知到胳膊别不过大腿，穷人斗不过有钱人、民更斗不过官，遇到拆迁的事儿，除了在房子上拼命接二层、三层，拼尽全力争取多赔点钱之外，其他还能有什么妄想？笔者所在城市由于市驻地整体搬迁，拆迁面积就特别大，你看吧，只要有听说那个地方拆迁，那一定是白天黑夜盖砌块墙现浇房。质量最差的五间宽近7米一百多平方的大房子，总共才用五吨水泥，经过不懈大闹，最后得到可观赔偿。事后当事人还后悔水泥用多了。你想，这样的房子除了专为拆迁还能有什么用？有人说公民对抗拆迁，是因为日渐觉醒的公民权利意识。从许多争议案件看，说因为错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奇货可居，借机多弄几个钱更确切些。至于一些权利意识更强的人，可以说走火入魔，极个别说敲竹杠实不为过。

　　中国拆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有法律体制方面的因素。但作法律不健全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当今，笔者以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思想道德意识的邃变，一切向钱看，个人利益至上的大环境恐怕其作用更大一些。对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硬全部归咎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定不周到之错，实是有欠全面和公允。试想啊，中国从《宪法》到《劳动合同法》，哪部法律在现实不都如同一张废纸？至于说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改革，一定会有完善的法律，一定会有健全的法律制度，那用百姓的生命和鲜血来滋养法学家的智慧，恐怕也过于悲惨了些。

　　2010-1-8于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