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下午，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论坛在成都举办。论坛以“城市与我们：跨越边界”为主题，邀请项飙、何志森、茅明睿、马岩松、王笛、阿来、崔灿灿、徐冰等不同领域的嘉宾分享各自对边界的理解。三联人文城市及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贾冬婷担任论坛主持人。贾冬婷表示，跨越边界，既是对新的媒介现实的跨越，也是人类对城市想象力的跨越。人们需要思考和实践，在网络化城市中如何建构日常的社会交往，如何在数字网络、行动者与城市空间的交集中，构建新的社群关系、创造公共新体验，进而催生出新的共同体。

贾冬婷

项飚：从虚拟网络到真实社交，如何重建附近？

人类学家、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飚在发言中提出了“最初五百米”的概念，以针对所谓“最后五百米”。后者是电子商务公司、平台、物流企业、城市管理部门津津乐道的说法，它预设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逻辑，中心——权力的、资本的中心向外发散，触及每个人。与之相对，“最初五百米”则是第一个把我们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五百米，指向从个体出发的社会行动。项飚希望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边人，关注电梯里的邻居、小区中的保安、早点铺的伙计，关注周围的一草一木，思考这一切是怎么聚合在一起的。

项飚断言，今天的城市生活，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所谓“功能性”，即完成某件事的能力和效率，比如随着各种硬软件和管理措施的到位，外卖送达的时间越来越短。“生态性”则不讲求直接目的，鸟儿鸣唱不为诉说什么，多样的事物汇集一起，相克或相生，形成稳定的系统。城市生活一旦重功能，轻生态，便会导致悖论性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广泛联系的同时，却越发感到孤独无援，因为身边缺乏有力的支持系统。而线上空间一方面是虚无的，甚至充斥着假新闻，一方面却给很多人提供了展现真我和本心的机会。不少人只有到线上，面对虚拟的、面目不清的听众，才能直抒胸臆，真实生活的紧张已使他们不知道怎么与陌生人打招呼，怎么与熟人重启对话。今天，随着政府的网格化管理和商家的投入，社区成了安全舒适的空间，但这些空间里似乎缺乏足够的社会生活。究其原因，项飚认为，所谓“安全舒适”并非为我们与世界创建联系，恰恰相反，安全感的代价是我们与世界的隔离，是封闭性。我们小区大门口保安数量之多便是明证。显然今天的年轻人依然关心世界，热衷了解千万里之外发生的事，但信息的丰富，却也导致我们对世界的判断简单化。不同的观点之间如此断裂，以至于彼此不能形成有效沟通。凡此种种都是“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的体现。

项飚

如果生态性是丰盈的，那存在不同观点便是积极的现象，它们互相取长补短，丰富着生态系统。但如果生态性丧失，剩下的只是网格里的节点，纵然功能性很强，效率很高，彼此之间却不知该如何形成有机的社会意义上的关系。

项飚提出“最初五百米”的主张旨在回归生态性。不过他强调，这不是简单取消差异或不平等，后者毋宁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目前的起步工作，不是跨越边界和差异，而是先把它们辨识清楚，注意到身边存在什么边界。如今边界被折叠化，结构上的安排使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往往只有在深夜、在没有人的地方，不平等和边界才会显现。小区里的清洁工身着制服，显然是为了突出边界，暗示我们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他们互动。我们很少会关心他们从哪里来，家里老人怎么照顾，孩子哪里上学。如果我们能停下脚步，和他们说上两句，知道他们的生活安排和我们是如何不同，这在今天已然足矣。“最初五百米”不是回归人文精神，不是撒鸡汤，让生活变温馨，它恰恰是要把生活变得稍稍不愉快些。如果我们在家外卖，出门滴滴，生活确实是舒适高效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空虚、焦虑、压抑便会接踵而至，因为我们失去了了解困难和差异的机会。从“最初五百米”开始的交流，可能会让人紧张，甚至有点虚伪，但这对锻炼我们的社会大脑，对心智健康是有意义的。

何志森：无处不在的城市边界，如何共生？

建筑师、策展人、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扉美术馆馆长何志森首先分享了他和家人日常生活中的边界：奶奶在番禺的阅读空间（围墙），父亲在厦门的下棋空间（桥），他自己在成都的课堂（菽香里菜市场）。在何志森看来，边界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而有隔离，就有连接。

何志森

何志森介绍了他2010年以来在集美大学（购物中心）和相邻的孙厝村（城中村）的田野工作。他当时的初衷是突破围墙，打通两个空间，但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村民却主张保留边界：“我们要围墙，不要草地，不要公共空间。”为什么村民如此喜欢边界？因为边界是两边日常生活发生关系最密切最频繁的场所。在围墙的后面，孙厝村有超过三百个“隐形的厨房”，村民利用边界附近的微观设施——有水源的公共厕所，制作盒饭运往墙另一边的学校。尽管在两个空间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边界类型，或者说控制系统，但有控制就有逾越。村民们发明了形形色色的微观策略，搭梯子、放门铃、结识保安、交往学生，建立了不同的逾越系统。由此，一种非正规经济的实践应运而生。何志森表示，边界不是一条绝对的细线，而是一处蠢蠢欲动的“状况”，弥漫了连结、关系、延伸和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边界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关系网络。因为有边界，人与人才有连接。何志森呼吁我们拥抱边界，而不是跨越边界。

茅明睿：冷冰冰的数据，可以搭建出有温度的城市吗？

茅明睿

“城市象限”创建人、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计划合作搭建人茅明睿坦言，2020年疫情伊始，他和他的团队就感受到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每个人变得又宅又忙，处在焦虑之中，于是，他们开始收集互联网上关于疫情的各种话题和讨论。此后，出于对疫情影响下城市可能逐渐丧失活力，即所谓“附近性”不复存在的担忧，茅明睿开始试着从人文价值的维度，搭建一个人文城市光谱，测度城市的人文性。两年来，他的团队通过不同来源的数据统计了全国主要十九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包括活动的数量、多样性、持续时长、可被感知的参与人数、与活动相关的公共设施等情况，从而得出了一些关于城市文化活力的结论：

他们重点考察了北京的文化活动：

并对北京和成都的文化活动作了对比分析：

茅明睿最终希望开发出一个城市生活圈地图平台，让人们可以轻易就发现在身边步行可达的范围内，有什么活动正在或即将发生。当冷冰冰的数据搭建出一个有温度的数据空间，并将数据的能力赋予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社区，找到临近性，那数据便可以温暖我们的城市。 马岩松：当狂想照进现实，我们的城市怎么才更有爱？

建筑师、MAD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讨论了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中长期存在的“理想空间”的理念与实践。在马岩松看来，许多从功能出发的规划往往具有时代局限性，相比之下，建筑的情感价值，历史与当下、现实与想象之间产生的时空感，同样需要被理解和关注。他举了他在北京东郊设计的乐成四合院幼儿园作为例子：在原有的古建筑周围打造新建筑，使二者间产生距离，让人们从一个看似不属于北京的空间看北京，既能更真切地观察历史，又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马岩松希望城市建筑能够提供一个超越现实的角度和机会，帮助人们突破现实的屏障。他又举他在衢州做的体育公园项目为例：看上去是绿色的山，实为一个建筑群，“山”里是体育馆、游泳馆……建筑仿佛消失了，成了一个大地景观。建筑的功能性被置于自然之下，让建筑的力量感所代表的竞争，隐藏在了一个自然、开放的环境中。

马岩松

马岩松最后说，只要公共空间的经历能够改变人们的一些精神面貌，促生一些想法，对他而言，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王笛：从茶馆到互联网，我们的日常生活被重塑了吗？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的发言从公共空间对我们生活的意义讲起。公共空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公平进入和分享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开展日常生活，组织公共活动，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发生社会关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都没有那么多公共空间，茶馆便承担了这样的任务，一张茶桌把人与人联结了起来。王笛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2015年、2019年、2020年（通过学生）、2021年、2022年都在成都观音阁茶铺遇到了同一位打扑克的老大爷。七年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可见茶馆对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性。王笛感慨，相比波澜壮阔的时代，日常生活对于老百姓的意义更大。

王笛

我们时代经历了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变：从街头、茶馆、咖啡馆、酒吧的面对面双向交流，到广播电视的单向传播，再到网络时代不见面的双向交流。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方式，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我们的交往，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在网上表达真诚，但虚拟世界也充斥着谎言和无效、无意义的沟通。网络还重塑了日常生活模式，我们独处的时间增加了，去现实公共空间的时间减少了，独处变得比过去惬意，因为网络满足了基本的精神生活。互联网使我们变得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令沟通更顺畅，还是更困难，或许都取决于个体感受、观察的角度，以及每个人怎样处理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关系。那未来会怎样？王笛坚定认为，我们应走出虚拟空间，回归实体空间，人是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如何让这变的可能，如何打造有足够吸引力的新的日常空间，成了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城市发展有不同路径，比如柯布西耶主张国家规划，这是绝对现代的理念，雅各布森则希望人们在沿街漫步时就能使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被满足。但无论如何都要让人走出家门，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

阿来：我们的故乡，真的陷落了吗？

四川作家阿来分享了他对“故乡”观念的思考。阿来出生在一个偏远之地，距离成都四百公里，大雪山下，二三十户的小村子，两三百人口。这个故乡，人少，偏僻，宁静，却有着壮阔的森林、草地、牧场、田野、溪流。阿来说，这是他的底子。而今天中国人普遍缺乏这样的底子，人们大都成长于拥挤的空间，为有限的资源竞争，人际关系紧张。相比之下，阿来的故乡拥有的不仅是自然之美，因为在儒家看来，美通向善，在欧洲哲学看来，美通向真。如今全世界依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后者聚集了现代文明的全部资源。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改造自己，成了彻底的现代人，与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疏离。阿来惊讶地发现，多年后回首，他当初在浩大自然中养成的基本人性和基本审美趋向，并没有改变。这或许与他从事的写作职业有关，文学总向往美，审美的种子会留存于精神之中，哪怕变换了环境，它依然在内心继续滋长。

阿来

文学领域也有一个倾向，作家总把故乡作为自己情感和价值观的原点。但如果过于迷信故乡，便可能先入为主、画地为牢。有的人天天在明亮的路灯下行走，却老怀念在油灯下生活。城市人沉醉于写乡愁，把动态的乡愁固态化，表现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是有问题的。在阿来看来，写作者的故乡应该不断扩张，或者说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一个是随着他生命经历的丰富，不断进入他笔下的地方，换言之，我所写处皆为故乡。我们深处巨变之中，过去一二十年所发生的变化，或许比之前一千年里的还要大。阿来的第一本书从他从小长大的村庄写起，那是他肉体和情感的起源，而随着他生命经验的丰富、精神世界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空间形诸他的笔端。在阿来看来，这些新地方已经和他的情感融为一体，于是，每多写一地，故乡就在扩张。当然，他也会时时回顾自己的原点，这是一种感情上的、本能性的反思，但这不意味着回去后就出不来。不如说，每一次返乡都是为了获得情感支撑，以便再次出发。外面世界的召唤恐怕才是人生最本质的东西，而以何种态度回应这一召唤，是当下的社会和个人都需要思考的。

阿来觉得，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改变对“故乡”的认知，作家不妨把整个生命体验纳入“故乡”，把它看成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拘泥于老家的那座老房子，将自我的精神状态囚禁在一个温馨安全的地方。有的社会科学家经常去偏僻的地方找一些封闭孤单的样本研究，但这所谓的“静止”往往也是被人为塑造出来的。阿来希望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构造“故乡”的概念，希望故乡越变越大。

崔灿灿：新一代媒介现实下，还有什么跨界可能性？

策展人崔灿灿在分享中介绍了他今年策划的名为“断裂的一代”的九零后艺术家群展。对于九零后艺术家的作品，崔灿灿认为可以用五组不同层次的关键词来概括。

崔灿灿

（一）电子色、图层、媒介剂：九零后作品的视觉特征非常契合LED屏，有工业质感，在电脑屏幕上的呈现效果甚至好于在展览现场的展示效果。九零后不再像过去的画家一样直面自然写生，他们拥有的是观看画册图片的二手经验，于是，图层的逻辑应运而生：不再是笔触的塑造，而是Photoshop的修图。在使用媒介剂方面，因为无法忍受传统油画缓慢的制作过程，九零后更爱使用丙烯等快干材料，以加速时间。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往往体现了建模的逻辑，而非塑造的逻辑。

张月薇 原生代 2020 布面丙烯、油画及喷漆 220 x 190 cm

（二）网络化：过去，艺术最重原创，但今天像“史莱姆引擎”这样的艺术小组扮演的是平台的角色，只是不断加工、汇集别人的内容。“用户”的概念代替了“观众”的概念，不再是艺术决定“观众”的走向，而是“用户”决定看或不看哪一张图，由此获得了一种私人定制的快感。

（三）时尚和消费：时尚和消费左右了创作的主题和形式。比如有的九零后艺术家关心新疆的时尚，考察乌鲁木齐青少年对国际奢侈品品牌的接受。比如有人用非常不经典、不永恒的（泡沫）塑料来创作塑料纪念碑，因为乐高玩具极大影响了这代人对质感的理解。

（四）科幻电影、散文电影、短语、意识流：2000年前后美国太空片进入中国，塑造了一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太空和科幻元素也进入了九零后艺术家的创作。九零后艺术家飞快地转换专业，与过去专注的艺术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生涯和生活观。他们喜欢短语和意识流的结构，在他们的故事里面找不到开头和结尾，也找不到中心思想，他们的世界是破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被时代塑造的一方，他们也有反时代塑造的面向：在他们看来，只有短语才能逃脱理性和逻辑，才能获得灵性，短语和短语之间有诗性的距离。

郭宇恒 丛林乐园空间装置 展览现场

（五）海归身份、全球议题：“断裂的一代”中的十四位艺术家，超过一半是海归。很多全球议题、西方的政治正确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里开始涌现，一些议题在中国既没历史渊源又没现实土壤。这是这代艺术家非常不同于前辈的一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艺术，每个时代都有弄潮儿和失落者。崔灿灿认为，九零后艺术家是快速顺应时代的一代人，他们摆脱了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来的自我救赎和社会救赎的传统。这些艺术家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留学，拥有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经历。

对于跨界，崔灿灿最后说道，我们既要跨越空间，跨越不同的建筑、艺术、设计的传统，跨越城市、乡村、城乡结合部，跨越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也要跨越时间，既站在时代之前，关注文明在时代中萌发的新文化，也站在时代之后，关注被时代抛下的人们。

徐冰：艺术如何跨界实践？

徐冰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徐冰的发言讨论了边界之于当代艺术的意义，或者说当代艺术与边界的关系。在徐冰看来，宇宙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跨越边界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迭代中往往又难以辨认出一个边界。他举了他的作品《蚕花》作为例子：一束葱绿茂密、由新鲜桑树枝插出来的花，上面放了百余条即将吐丝的蚕，展览过程中，蚕吃光了桑叶，继而在干枯的树枝上做茧，这束花最后成了由金银色的茧包裹起来的干枯花束。《蚕花》是变化中的花，徐冰想借此追问：事物或概念的边界是怎么形成的？边界从何而来？

《蚕花》

其实，概念即边界，知识生产就是规定边界，科学研究是对无序存在的客观做排序工作，而我们也只能依靠概念和边界思维来思考。徐冰之所以喜欢用文字来创作，便是因为文字乃人类最基本的概念元素。他刚去美国时做过一个名为“转话”的语言实验：请一名翻译把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的一段中文译成英文，再另请一位翻译将英译文译成法文，接着从法文到德文……经过多种文字的翻译后，再回译为中文。结果，最终的中译文与中文原文几乎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段话。徐冰表示，我们依靠文字承载的概念传递思想，却不知在这样的连环翻译中，概念在哪个环节被偷换了，可见我们只能在各自设定的概念中、在翻滚的关系中思考和表达。概念的出入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事物在最核心部分上的认识是不同的。人类的文明活动发生在有错位的概念之间，所谓“翻滚”就是对概念的往复讨论和证明。如今人类的撕裂、斗争、纠缠愈演愈烈，或许皆源于我们最初界定事物和概念边界时的出入正在不断变大。

在人类对边界的理解中，当代艺术何为？徐冰认为，艺术工作是向人类的概念秩序，投入一种尚未被知识化的、未知的、来路不明的东西，打乱和松动既有排序，从而推动思维，提供新的创造的契机。科学追求客观真理的唯一性，但现实中的唯一性却是暂时的，在新概念不断打破旧概念的过程中被无限推进，当代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与科学共通，具有挑战既有概念和被知识化的成果的性质。它有点像冠状病毒，引入某种既往病毒学序列中没有的东西，令人类的生物学或病毒学知识不得不打乱重组。

我们该如何界定当代艺术？在徐冰看来，人类制造出来的一切无法归类的东西，都可以归为当代艺术，而他本人的艺术创作便旨在与旧的边界对话，并且拓展边界：比如没有导演、没有演员、没有编剧、仅由AI制作的电影；有“书”之名、无“书”之实、犹如超写实雕塑的《天书》；不像文字却具有文字性质、好似我们时代的象形文字的《地书》。

人工智能无限电影（AI-IF）项目

徐冰说，城市就是人群。今天城市里有大量美术馆，而美术馆的功能变成了供年轻人打卡。过去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总认为可以用艺术影响观众，后来渐渐发现，观众或者说人民，并不是被艺术引导的，也不是被知识分子提供的概念引导的，而是由社会现场、社会走向引导的。因此虽然徐冰始终坚信艺术为人民，但他并不简单把人民当做艺术的目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人民群众成了艺术的一个媒介，每个人都有手机这一传播机制，艺术的传播和生效要通过人民的参与。

徐冰一直强调艺术系统的有限性，与艺术系统之外的社会现场的能量和创意的无限性。所谓艺术灵感并非从艺术史或艺术内部流派而来，后者已被知识化，边界分明，它毋宁来自流动中的社会变异，来自无限丰富、充满想象力的社会创意。所以徐冰总和学生们讨论艺术之外的话题：抖音、元宇宙、区块链……这些领域无疑会在我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百分比，可以给艺术创作提供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