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1908年—1990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在本文中，他回忆了银元流通的童年时代的一些所见所闻。

辨银元

我童年时银元，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一块七钱三分，分量更准确。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袁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第二级是“铜元”。那时，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庄票、钞票。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吃大菜

在我稚龄时期，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开设典当七家，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家绸缎铺中有个姓章的小学徒，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不过八元。而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羡慕。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我家绸缎铺破产。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租界）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

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遭劫难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

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做“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做“执事”。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银元，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存仁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