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般人提起诸葛亮与庞统，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引用《襄阳记》的这段话：“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因庞统是地道的襄阳人，所以，他和诸葛亮的密切关系也经常被“襄阳说”认定为诸葛亮躬耕隆中的证据之一。

的确，庞统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杰出人物，庞统（179～214年），字士元，汉时荆州襄阳人。为三国时期刘备的重要谋士，才智与诸葛亮齐名，官拜军师中郎将。在进围雒县时，统率众攻城，不幸被流矢所中而亡，时年36岁，英年早逝。刘备悲痛万分，追赐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亲自为其挑选墓地，后来庞统所葬之处遂名为落凤坡。杨戏《季汉辅臣赞》称赞庞统曰：“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诸葛亮也说过：“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见《三国志·廖立传》）现于四川省罗江县城西的鹿头山白马关处有庞统祠墓，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我们在看《三国志》及有关庞统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时，发现还有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地方，为探究真相，特列举如下，供大家研究分析。

第一，在《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中，徐庶最早提及诸葛亮为“卧龙”，但没有提及庞统是诸葛亮好友，以及庞统为“凤雏”的记载。

陈寿在该传中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在《三国志·蜀书九·董和传》 中，陈寿又一次提到：“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诸葛亮在三顾茅庐之前已有“卧龙”之称号，所交往的好友“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而已，“惟”表明是排他的。没有诸葛亮与庞统、庞德公、司马徽等人交往的记载。

第二，在《三国志·蜀书七·庞统传》中，陈寿提及了庞统与司马徽的密切关系，但也没有提及与诸葛亮的“好友”关系。

陈寿在《庞统传》中记载：“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庞统与司马德操的密切关系，提及了司马德操对庞统的赏识和赞扬之语，即“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的话语，没有庞统、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关系的记载，更没有司马德操将诸葛亮与庞统共同列为“卧龙”、“凤雏”的任何文字。另外，《后汉书·逸民列传》有庞德公的一段记载，也没有提及庞统和诸葛亮之事。这段记载表明，庞统和司马徽在陈寿笔下并非是可写可不写的碌碌之辈，陈寿对此二人的了解和史料搜集应该是非常详尽的，陈寿连庞统与司马徽树下之语都记载的这么清楚，如果真有庞统与当时名气更大的诸葛亮的密切交往和名号“凤雏”的事实，陈寿绝对不会不记。

第三，《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接着又记道：“后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劭、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这段文字是庞统出仕到东吴的经历，时间大约在赤壁大战后，周瑜帮助刘备攻取荆州，兼任南郡太守，庞统仍为功曹，记载了庞统与东吴人士的交往。依这段记载，庞统此时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吴人多闻其名”，官居功曹（功曹权力，在汉代最盛。郡之功曹，除人事外，常能与闻一郡政务。司隶校尉之功曹从事亦然，实为长官助理），其交往层次已是孙权、周瑜、鲁肃的级别，其地位绝非此前“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布衣诸葛亮所能比拟的。假如此前真有司马徽所言“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评论，此时怎么没有任何人提及？但遗憾的是，《三国志》仍然没有他与当时也经常往来东吴的诸葛亮的所谓“友善”关系的记载，也没有被人称为“凤雏”的任何文字。

第四，《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又说：“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此后庞统入蜀，在雒县“为流矢所中，卒”。“诸葛亮亲为之拜。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庞统在吴不得志，在刘备任荆州牧后，便以从事的身份试署耒阳县令。在任不理县务，治绩不佳，被免官。于是吴将鲁肃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他称庞统“非百里才也”，建议刘备给其“治中、别驾之任”（治中，官职名，全称为治中从事史，为州刺史的助理。别驾，官职名，全称为别驾从事史，也叫别驾从事。汉代设置，为州刺史的佐吏。别驾因其地位较高，刺史出巡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名）。这两个职务和庞统此前曾经任过的功曹没有太大的差别，治中从事就是从功曹从事改称而来的。可见，在鲁肃眼里，庞统虽然是一个难得的“非百里才也”的人才，但也绝对没有达到司马徽所说的与诸葛亮“卧龙”并列的、“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高度。用今天的话来讲，鲁肃对刘备的建议仅仅是希望刘备对庞统不要“降级”县令使用，而是要“平级”治中、别驾使用而已。接着，诸葛亮也对刘备说起过庞统。于是，刘备召见庞统。两人纵论上下古今，刘备此时才对他大为器重，按鲁肃的建议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此后，刘备倚重庞统的程度逐步提高，后以庞统和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

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疑惑，庞统投刘备时并没有隐名埋姓，而且他在荆州做功曹已经好长时间了，东吴乃至荆州上下对他都很熟悉。如果司马德操确实对刘备说过“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依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诸葛亮的胸怀，面对自己送上门来的“凤雏”，能仅仅因为其长相丑陋而让他担任小小的县令吗？从这段记载看来，在鲁肃书信推荐庞统之前，刘备似乎根本不知道、不了解庞统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司马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庞统之事。还有，如果诸葛亮与庞统是一起在襄阳长大的“发小”、好友，诸葛亮为什么不事先向刘备推荐庞统，而是在鲁肃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后，在此之前似乎根本不知道庞统何人的刘备才与庞统想见，“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了。另外，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207），而刘备见庞统大概是建安十五年（210），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诸葛亮不向刘备推荐与自己齐名的好友“凤雏”似乎说不过去。顺便提一下，诸葛亮荐贤的举动在《三国志》里多有记载，如《三国志·蜀书九·刘巴传》就有先“北诣曹公”，后“复从交趾至蜀”的刘巴，“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的记载。所以，诸葛亮在鲁肃之后向刘备推荐庞统，是一种举贤的职责使然，证明诸葛亮与庞统此前并无特殊的“好友”关系，庞统也没有“凤雏”之名号，否则，依诸葛亮之胸怀和水准，他绝对不会在庞统投奔刘备屈尊做了耒阳县令和鲁肃推荐庞统之后才“亦言之于先主”的。很明显，依后世流行的说法，诸葛亮与庞统从小就很熟悉，按当时的情况，庞统又没有“隐居”，他的行程诸葛亮非常清楚，何至于到这个时候才“言之于先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整部《三国志》中，没有一处文字称庞统为“凤雏”，也没有将诸葛亮的“卧龙”与庞统的“凤雏”相并列的任何记载。包括庞统身亡之地，《三国志》仅言“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岁”。没有“落凤坡”的附会言论。

第五，除了陈寿《三国志》以外，记载年轻诸葛亮好友的史书还有裴松之注引的《魏略》一书。《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成书时间早于《三国志》。《魏略》记载诸葛亮好友的情况为：“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以及“庶先名福……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魏略》与《三国志》不同的是，鱼豢记载的是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位，没有崔州平。不管怎么说，在《三国志》和《魏略》这些史书中，青年诸葛亮求学时期的好友基本上都是流落到这里的北方名士之后，没有襄阳本地人与诸葛亮“相友善”的记载。即，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司马德操、庞德公相友善的记载，也没有司马德操所谓“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也”的记载，我们稍微认真看一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书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另外，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吴录》、《九州春秋》亦有关于庞统的一些记载，但同样没有庞统为“凤雏”以及他与诸葛亮交往的记载。

那么，庞统为“凤雏”以及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的记载来自何处呢？据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说法通通来源于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后的东晋，来自于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

《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襄阳记又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问题至此已经很清楚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青年诸葛亮为“卧龙”，好友“惟”崔州平、徐元直而已。在《魏略》中，诸葛亮的好友增加了石广元和孟公威二人。这些记载都没有诸葛亮与庞德公、庞统、司马徽交往，以及所谓庞统为“凤雏”的记载。而在襄阳人习凿齿所著的《襄阳记》中，诸葛亮的好友变成了襄阳人庞德公、庞统，以及《三国志》中已经记载的与庞统关系密切的司马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知何者是客也”的地步了。同时，习凿齿又借司马徽之口，把襄阳人庞统抬到了与诸葛亮“卧龙”齐名的“凤雏”的高度。习凿齿在强烈的“蜀汉正统”史观驱动下，为了在襄阳去追思诸葛亮这样一个东晋南朝文人眼中完美的“光复中原”的楷模，除了“号曰”一个亮家之所在的“隆中”以外，又杜撰了一些生活在襄阳一带的名士与诸葛亮密切交往的事例，杜撰了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襄阳“凤雏”。

我们不否认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臆想的庞统为“凤雏”的说法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三国演义》，庞统被描写成一个传奇人物。以至于现在没有人怀疑庞统就是“凤雏”这样一个“臆想”的神话。

当然，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也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可见，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习凿齿之《襄阳记》是有“罕闻爱异”和“妄有穿凿”之嫌的。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认为“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另在《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中，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总之，在庞统为“凤雏”这个问题上，魏晋时期的陈寿《三国志》和鱼豢的《魏略》都没有这样的的记载，没有他与青年诸葛亮“相友善”的只言片语。而出现这一说法的是此后百余年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联系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迁的局面，联系习凿齿为南晋争正统，竭力推崇诸葛亮“光复中原”、“鞠躬尽瘁”楷模的形象，并穿凿附会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密切关系，“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臆造出一个“凤雏”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庞统是否为“凤雏”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也不涉及对庞统这样一个三国时期杰出人物的评价问题，但是，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后人如何“演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在正史《三国志》与野史《襄阳记》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应当相信成书时间更早的正史，而不应该相信成书时间较晚的，且带有明显倾向的“地方野史”。同理，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上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