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或者神父，在国外，还属于比较常见的工作，国内大概略少见些。

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牧师是可以结婚的，神父才须保持独身全心全意侍奉主。但是，现代社会饮食男女，神父也是普通人啊，他们想结婚了怎么办？国外一些聪明的神父就想了个好办法，他们在结婚之前转到新教的教派，结完婚之后再转回原来的教派，如此一来，按照天主教的教义，又不允许教徒离婚。从此之后，神父们就过上了性福美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差异还是很大的。一般来说，新教的牧师，尚还过得去，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环境好，上班时间短，工资福利高，社会地位也不错，没准还得竞争上岗。

我读高中那会儿，有一位在省里都排得上号的物理老师，带出过很多金牌学生，学科带头人之类的。他是一名基督徒，常常跑去教会做义务宣讲，由于他当了很多年老师，还是个名师，口才一流，讲道很幽默，极受弟兄姊妹的欢迎。为了抽出更多时间在教会干活，他自请调去了一所普通的高中教物理。再后来，他干脆辞职，一心一意当起了牧师。那时候，他也才四十出头，本该是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

有些人就很可惜，说，唉，那个王老师，怎么就这样了呢。很久之后的某天，我陪外婆去做礼拜，刚好遇上他在布道，外婆说，哎呀，他就是以前在你高中教物理的那个老师。整个上午，他的脸上安宁喜乐，全程一口水都没喝。散场之后，旁人还是喊他王老师，纷纷上前和他打招呼——“王老师，你今天讲的，我听了真明白”、“王老师，你上次讲的那个马太福音，我有个问题”、“王老师，我们家孙子物理不太好，你能不能帮他补补啊”……我想，支持他做出在这个城市看来还略惊世骇俗的决定的信念，一定是出于他内心真正的喜悦和满足。

当然了，相比于家庭工作两不误的新教牧师，选择做一名神父确实会更令人好奇。某次活动，学院请了中国天主教神学院的年轻学生和我们做交流。他们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大多是90后，有些是已经在教区服务了几年之后才到的神学院进修，也基本在85左右。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都主动说到了这方面的原因。他们大多出生于世代信教的天主教家庭，家庭条件在当地都算不错，父母也支持他们的决定，他们就通过推荐或者考试的方式到了神学院，决心做一名真正的神父。

我当时觉得蛮可惜的，哎呀，这批人长得都挺帅的，说话温声细语，只有在谈到信仰的时候，才会两眼放光，极其掷地有声，“……于是，我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我中途聊到说家里有人信教，有几位神学院的同学还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发慕道资料，他们所有的社交网站动态就是罗马教皇全世界各地跑的新闻实时报送大集合。至于他们为什么选择当神父，我没有问过。

就像我曾经在一个关于“出家人心态”的答案（出家人在选择出家时当时是什么心态？是看破红尘、信仰还是逃避或别的？ - 芈十四的回答）里说的那样，我们不能用自身固守的价值模型，去疑惑别人的价值选择。如果例子还不够鲜明，我在一篇关于耶稣会的文章（江湖没有它的传说——耶稣会与中国 - 芈食肆 - 知乎专栏）里也说过，最后走上苦行道路的修行者，许多都是身家富贵的子弟。耶稣会是天主教下最知名的男修会之一，他里面好多的年轻神父都是贵族子弟，利玛窦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他爹曾经是一名医生，后来当了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汤若望出生于德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在城堡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后来他们都千辛万苦远渡重洋，终生在中国传教，最后葬在了异乡。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年前去湖北省土家族自治州做课题，调研地点在一个离镇上都有两小时车程的村子里，是一百年前鄂西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中心——花梨岭天主堂。但如今只剩下一个本村的老年修士，以及两位从北方教区抽调到这边临时帮忙的修女，她们说，去年，她们送走了这里最后一位老修女。她原本是书香门第的小姐，年轻时从家里逃婚，到了这里做修女，解放后，她家里的后辈们想接她回去，她不愿意走，一辈子独身，守护着这座凉雾山下的教堂。她的名字很好听，段兴柔，就像我在陈列室里偶然找到的她年轻时的照片，柔婉淑美。她的墓碑中间是她的教名，奥斯定。她的后面，还有几块墓碑，我们去的时候，右边那块尚倒在地上。接待我们的修女很高兴，对我的同伴说，小伙子们，你们能帮我一起扶吗？我们六个人一起用力，才把那块墓碑抬起来，虫蚁散落，草木纠缠。墓园子很大，远处还有零落墓碑，我们所见不过七块，都是在彼地长眠的修士修女。人的一生漫长又倏忽，选择做什么事最后干了什么事，有时是苦心经营的局，有时是机缘巧合的果，而我们匆匆路过了七段人生，到底也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了那里。只是从一而终，无论是什么工作，都令人敬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