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素来有个规矩，那就是在乡试、会试中取得功名之人都将主考官视为“座师”，自称门生。而在殿试中，因为是天子主持考试，因此那些进士及第之人往往冠之以“天子门生”的头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天子门生”最早源于北宋，隋唐时期并无此说。

唐代后期，朝廷上发生了历时数十年不息的激烈党争，这与主考官利用科举取士制度以培养私人势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唐代及第进士都以主考官为恩师，致使“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因此有人曾愤慨地表示，唐朝实亡于朋党。

为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诏禁止考官、考生之间结成座主、门生关系，走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第一步：“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主试官，如违，御史台弹奏”；并不得呼主试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这一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此后宋人虽尚有恩师、门生的称呼，但大多为客套而已。

唐朝在科举取士中盛行“公荐”，即每年担任知贡举的主试官赴贡院主试之前，宰相近臣可以保荐有才之人，造成一种变相的请托。于是科举取士就不能做到公正公平。

宋太祖深知其弊，于乾德元年（963年）九月正式规定：“自今朝臣不能发公荐，违者治其重罪”。这项措施的实行，提高了科举取士的透明度，有利于激发中底层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此后，朝廷又重申这一禁令，鼓励举报违反者，一经查实，将取消科举考试资格。

为减少科举取士中的弊端，宋太祖进一步限制主试官的权力。与唐代不同，宋朝主试官属于临时差遣，称“权知贡举”，每年出任知贡举者都不相同，并增设副职，名“权同知贡举”。主试官与其他考官共同评卷，定其优劣，去取不能由一人作主。

尽管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防止科举舞弊行为，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惯例，亲自在讲武殿召对新科进士，然后下诏放榜。由此逐渐将科举取士的大权收归己手。

开宝六年（973年），新科进士及诸科举人三十多人在讲武殿接受天子的召对。宋太祖发现进士武济川、刘俊才质疏陋，应对失次，于是将他们两人从合格者名录中划去。宋太祖得知这两人是权知贡举李昉的同乡，很不高兴。碰巧落地进士徐士廉等人上书告发李昉有舞弊行为，去取不公，建议宋太祖举行殿试。

这个建议大为符合天子欲收回取士权柄之意，于是宋太祖即令在讲武殿出题重试落地进士，考完后，亲自阅卷，定下录取名单。事后，李昉等考官皆遭到贬官处罚。

这一由皇帝复试奏名进士的方法，就称为“殿试”，亦称“御试”、“廷试”。由此及第进士就被世人誉称为“天子门生”。殿试最早见于唐代武则天时，但未形成制度。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所定合格进士名次，与礼部试（省试）有不同。从此“殿试”成为常制，科举取士之权由天子直接掌握，进士及第者也就成了“天子门生”。对此，宋太祖颇为得意说：

“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寒孤寒之路，很是无谓也。今日朕亲自临试，以决定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

“尽革畴昔之弊”显然有点夸张，古今难以做到，不过宋太祖的做法在抑制势家、洞开孤寒之门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贫寒士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入仕这一途径进入上层社会，有一种很好的示范效应，大大提高了读书人对朝廷的拥护程度。

由此，《神童诗》中便有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著名诗句，这也准确反映了整个宋朝社会的价值取向。